文明與缺憾 弗洛伊德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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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數眾多的人是怎樣開始對文明採取這種充滿敵意的奇怪的態度的呢①？我相信它的根源在於對那時的文明狀況的長期的深深的不滿，在這個基礎上發展了對文明的詛咒，它的起因是某些特定的歷史事件。我想我知道最後的起因與倒數第二個起因。我才疏學淺，不能沿著人類歷史的線索進一步追溯它們。但是，這種對文明充滿敵意的因素一定早在基督教世界戰勝異教時就已經發生作用了。因為它與基督教教義對世俗生活的藐視密切相關。倒數第二個起因存在於航海發現的進步使我們接觸到原始民族和種族的時候。由於觀察不充分以及對他們的禮儀風俗的錯誤認識，歐洲人感到他們過著簡樸幸福的生活，幾乎沒有什麼奢望，這種生活是來自具有比他們優越的文明社會的人所不能得到的。以後的經驗糾正了其中的一些錯誤判斷。在很多情況下，觀察家們錯誤地把原始人這種生活的原因歸結為沒有複雜的文化需要，而事實上它是因為大自然的慷慨和人類的主要需要輕而易舉地

①〔兩年前，弗洛伊德在《幻想的未來》的前幾章中詳細地探討了這個問題。〕

得到了滿足。最後的起因最為我們所熟悉。它產生在人們知道了神經病的機制的時候，它有著削弱文明人享有的少量幸福的威脅。人們發現，一個人患神經病是因為不能容忍社會為了它的文化理想而強加在他身上的種種挫折。

由此推論，消除或者減少這些文化理想的要求就有可能恢復幸福。

還有一個因素是失望。在過去的幾代人中，人類在自然科學及其技術應用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他控制自然的程度是從前的人想象不到的。這一進步的各個階段是眾所周知的，這裡沒有必要再詳細說明，人們為這些成果感到自豪，他們也有權利自豪。但是，人們似乎發現幾千年以來就渴望實現的新獲得的對時空的控制權，對自然勢力的征服，並沒有增加他們希望從生活中得到的令人愉快的滿足的程度，並沒有使他們感到幸福。

承認這個事實，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是人類幸福的唯一前提條件，正像它不是文化所要達到的唯一目標一樣；但是，我們不能由此推出技術進步對我們經濟上的幸福也沒有價值。

人們也許要問：那麼，如果我能夠遂願聽到了住在幾百英里以外我的孩子的聲音，如果在我朋友經過長期艱辛的跋涉安全地到達了目的地後，我能夠在最短的時間裡聽到他的情況，難道我沒有真正獲得快樂嗎？我的幸福感沒有增加嗎？醫學的成就大幅度地降低了嬰兒死亡率和婦女生產時受感染的可能性，而且還延長了文明人的平均壽命，難道說這毫無意義嗎？我可以列出一長串事實與這類有益的成就加在一起，它們產生於我們對科學技術發展極端歧視的時期。但是，在這裡，我們所聽到的卻是悲觀的批評和警告：大部分上述滿足都是以在軼事中受到極力讚美的“廉價享受”為模式的。

例如，在寒冷的冬夜，把大腿裸露在被子外面然後再抽進來而得到的那種享受。如果沒有鐵路征服了距離，我的孩子就永遠不會離開家鄉，我也就無需打電話聽他的聲音；如果還不可能乘船過大洋，我的朋友就不會踏上航海的征途，那麼我也不必用電纜來解除我對他的擔憂。正是嬰兒死亡率的下降最嚴重地限制了我們生育孩子的數量，因此，雖然我們普遍採取了衛生術，我們卻沒有比衛生術流行以前的時代養育更多的孩子；同時，我們也為婚姻中的性生活帶來了困難，也許我們還在與自然選擇的有益效果作對。

由此看來，降低嬰兒死亡率有什麼用呢？

最後，如果生活艱辛、沒有樂趣、不幸備至，以致我們只想以死來逃脫它，那麼壽命長又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

在當今的文明中，我們確實並不感到舒適，但是，我們很難知道早期人類是否幸福，他們幸福的程度，以及他們的文化條件在幸福問題上起什麼作用。我們應該永遠客觀地考慮人們的疾苦，也就是說，把我們自身，連同我們自己的需要和感情，置於他們的條件中，然後再探索我們應該從中發現的他們的幸福或不幸的原因。這種探索事物的方法之所以好像很客觀，是因為它不考慮主觀感情的變化。但是，它卻理所當然地是最主觀的方法，因為它把人們自身的精神狀態加在其他人身上，儘管他們沒有意識到。但是，幸福卻是某種本質上主觀的事物。

不論我們對某些情況多麼望而生畏，例如，古代的苦工、三十年戰爭時期的農民、宗教法庭的犧牲者、將被屠殺的猶太人，我們仍然不可能設想進入這些人的環境中來推測大腦最初的愚鈍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