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與缺憾 弗洛伊德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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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參見《引論》第二十四講。——英譯註。

到這些事實時，我們甚至對構成個體心理學理論結構基礎的上述日常真理的有效性，不採用較難把握的新概念，並對無意識毫無所知；如果它一筆勾銷了性慾這個到處惹是生非的問題，僅限於去發現可以使人們生活變得輕鬆的技能，那麼這個理論就一定會博得大多數人的青睞。因為大多數人都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他們不需要多於一個以上關於原因的解釋；他們並不感謝科學所作的深入研究，他們只想要簡單的解答，並希望知道問題都已解決。當我們考慮到個人心理學是多麼出色地滿足了上述願望時，我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華倫斯泰（Ｗａｌｅｎ—ｓｔｅｉｎ）①的一段話：

如果這個觀點不是聰明得如此令人討厭，我就會認為它真是愚蠢之至。

專家們毫不留情地抨擊精神分析，而對個人心理學的批評一般說來卻是溫和靈活的。

當然，美國也有一個備受尊敬的神經病學者。發表了一篇名為《夠了》（Ｅｎｏｕｇｈ）的文章以反對阿德勒，其中對個人心理學的“強制性重複”深表厭惡。但是，如果說別人對個人心理學更為友好的話，那顯然是與他們同精神分析的對抗大有關係的。

至於其他從我們的精神分析中分化出去的流派，我就無

①華倫斯泰（１５８３—１６３４），三十年戰爭期間德皇軍隊的統帥。——中譯註。

需詳述了。這種分化的事實既無助於贊成亦無助於反對精神分析理論的正確性。你們只需考慮到：有種種強烈的情感因素，他們使得精神分析難以為許多人所接受，以致這些人不能與別人相適應或服從於別人；只需考慮到：更大的困難正如同格言所正確主張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觀點。

當觀點的分歧超出某種關節點時，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分手，然後沿著我們不同的另一條道路繼續走下去；而當理論上的分歧包含了某種實踐過程中的變化時，情況尤其如此。例如，我們假定某個分析者①不重視患者個人過去經歷的影響，而是僅僅從他當前的動機和對未來的期待中去尋找神經病的因果關係。在這種情況下，他也將忽視對童年期的分析；他必將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技術，並且勢必憑藉增強他的說教性影響和直接指出某種特殊的生活目標，來彌補缺少患者童年期種種經歷這種遺漏。

對此我們則將指出：“這可能是一個聰明的學派，不過它已不再是精神分析了。”

或者，其他某人②可能主張誕生時的焦慮體驗，播下了後來所有精神障礙的種子。

因此，在他看來，僅僅分析這種單一影響的重要性，並向病人斷言三四個月的療程就能獲得成功是合理的。

你們可以看出，我選擇的這兩個例項產生於正好相反對立的兩個前提。這些“脫離主義運動”的共有特點是：它們每一個都孤立地抓住精神分析研究的豐富課題

①這裡暗指榮格（ＣａｒｌＧｕｓｌａｖＪｕｎｇ，１８７５—１９６１，瑞士精神分析者，原為弗洛伊德的學生和信徒，後與弗洛伊德分道揚鑣，建立了“分析心理學”——中譯註）。——英譯註。

②此處指蘭克。——英譯註。

之一，以此為根據使自己獨立出去。例如，它們有的選擇支配本能（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ｎｃｔｆｏｒｍａｓｔｅｒｙ），有的選擇道德衝突（ｅｔｈｉｃ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有的選擇母愛（就其重要性而言），有的選擇生殖問題，等等。如果你們認為精神分析歷史中的這種脫離現象，如今似乎變得比其他理論運動中的脫離更加嚴重，我不敢肯定我會同意你們。

如果情況確實如此，其責任應當歸之於精神分析中那些存在於理論觀點和醫療方法之間的本質性關係。純粹的觀點分歧是能夠長時期容忍的。可是人們卻喜歡譴責我們精神分析者排斥異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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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邪惡特徵的唯一表現形式，恰恰就是我們與那些見解不同者斷絕了關係。

除此之處，我們沒有做任何傷害脫離者的事。相反，他們卻很有運氣，而且境況有所改善。

這是因為他們自脫離了我們之後，通常也就擺脫了一種壓在我們身上的重擔——它可能是嬰兒性慾的臭名聲，也可能是象徵主義的荒謬性——而且在周圍人看來，他們還是值得尊重的。至於我們，則仍然被世人所鄙視，仍然揹負著上述重擔。除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實際上，正是他們自己把他們排除在精神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