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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到此地，是公元815年夏天。當時這裡是遠未開化的南荒之地，朝廷貶放罪人的所在，一聽地名就叫人驚慄，就像後來俄國的西伯利亞。西伯利亞還有那份開闊和銀亮，這裡卻整個被原始野林籠罩著，潮溼蒸鬱，暗無天日，人煙稀少，瘴疫猖獗。去西伯利亞的罪人，還能讓雪橇劃下兩道長長的生命曲線，這裡沒有，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軀體，也消蝕得無影無蹤。面南而坐的帝王時不時陰慘一笑，御筆一劃、筆尖遙指這座宏大無比的天然監獄。
柳宗元是趕了長路來到這裡的。他的被貶，還在10年之前，貶放地是湖南永州。他在永州呆了10年，日子過得孤寂而荒涼。親族朋友不來理睬，地方官員時時監視。災難使他十分狼狽，一度蓬頭垢面，喪魂落魄。但是，災難也給了他一份寧靜，使他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於是，他進入了最佳寫作狀態，中國文化史擁有了《永州八記》和其他篇什，華夏文學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構建。
照理，他可以心滿意足，不再顧慮仕途枯榮。但是，他是中國人，他是中國文人，他是封建時代的中國文人。他已實現了自己的價值，卻又迷惘著自己的價值。永州歸還給他一顆比較完整的靈魂，但靈魂的薄殼外還隱伏著無數誘惑。這年年初，一紙詔書命他返回長安，他還是按捺不住，欣喜萬狀，急急趕去。
當然會經過汨羅江，屈原的形貌立即與自己交疊起來。他隨口吟道：
南來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
為報春風淚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汨羅遇鳳》
這樣的詩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師之手，讀著總讓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無意地寫成了“楚臣”，倒也沒有大錯。同是汨羅江畔；當年悲悲慼慼的屈原與今天喜氣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態相仿。
個人是沒有意義的，只有王朝寵之貶之的臣吏，只有父親的兒子或兒子的父親，只有朋友間親疏網路中的一點，只有戰慄在眾口交鑠下的疲軟肉體，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幾的座標，只有社會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種種倫理觀念的組合和會聚。不應有生命實體，不應有個體靈魂。
到得長安，兜頭一盆冷水，朝廷厲聲宣告，他被貶到了更為邊遠的柳州。
朝廷像在給他做遊戲，在大一統的版圖上挪來移去。不能讓你在一處滯留太久，以免對應著穩定的山水構建起獨立的人格。多讓你在長途上顛顛簸簸吧，讓你記住：你不是你。
柳宗元悽楚南迴，同路有劉禹錫。劉禹錫被貶到廣東連州，不能讓這兩個文人呆在一起。到衡陽應該分手了，兩位文豪牽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淚。宗元贈別禹錫的詩句是：“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到柳州時，淚跡未乾。
嘴角也綻出一絲笑容，那是在嘲濾自己：“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悲劇，上升到滑稽。
這年他43歲，正當盛年。但他預料，這個陌生的柳州會是他的喪葬之地。他四處打量，終於發現了這個羅池，池邊還有一座破損不堪的羅池廟。
他無法預料的是，這個羅池廟，將成為他的祭飼，被供奉千年。
不為什麼，就為他破舊箱筐裡那一札皺巴巴的詩文。
屈原自沒於汨羅江，而柳宗元則走過汨羅江回來了。幸好回來，柳州、永州無所謂，總比在長安強。什麼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國，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個魯濱遜。他有一個小小的貶滴官職，利用著，挖了井，辦了學，種了樹，修了寺廟，放了奴婢。畢竟勞累，在47歲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幹的這些事，一般被稱為政績。當然也對，但他的政績有點特別，每件事，都按著一個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見的實情作出，並不考據何種政治規範；作了，又花筆墨加以闡釋，疏浚理義。文采輩然，成了一種文化現象。在這裡，他已不是朝廷棋盤中一枚無生命的棋子，而是憑著自己的文化人格，營築著一個可人的小天地。在當時的中國，這種有著濃郁文化氣息的小天地，如果多一些，該多好。
時間增益了柳宗元的想力。他死後，一代又一代，許多文人帶著崇敬和疑問仰望著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重蹈他的覆轍的貶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會平適一點。柳州的歷代官吏，也會因他而重新檢點自己的行止。這些，都可以從柳侯詞碑廊中看到。柳宗元成了一個獨特的形象，使無數文官或多或少地強化了文人意識，詢問自己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