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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至少還有學生和僕人跟隨著，侍候著他，與他說笑。
舒白香在廬山逗留了 100天，住過好幾處寺廟。寺僧先是懷疑他是“大官人”，後來又懷疑他是“大商賈”，直到最後寫出《天池賦》貼在寺壁上，僧人才知道他原來是個知名文人。這件事情可以證明，舒白香遊廬山時那種雖不免艱苦卻還有點派頭的舉止，與僧人們習見的遊山文人很不相同；當時的廬山遊客中，最有派頭的已數“大官人”和“大商賈”，但他們當時遊山也很不輕鬆，因此，廬山的行旅總的說來是十分寥落的。
舒白香上廬山是19世紀初年。直到19世紀晚期，情況沒有太大改變。我藏有一部佛學名著《名山遊訪記》，著者高鶴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年初春上廬山時，看見各處著名佛寺都還在，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至於牯嶺，還“荊棘少人行”。但是，僅僅過了19年，當他1912年再一次上廬山時，景象就大不一樣了。牯嶺已是：
沿山洋房數百幢，華街亦有數百家，……嶺上為西人避暑之地，設有教堂布教，並設醫院，利濟貧民。此間夏令時，寒暑表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道暑者甚眾，昔日山林，今為廛市。
據此可以推斷，廬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紀初年發生重大變化的，變化的契機是“西人避暑”，而結果則是以西方文明為先導的熱鬧。散落在各處山間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斷，但操縱它們興衰的重要槓桿已是牯嶺的別墅、商市、街道。總的說來，這兒已不是中國文人的世界。
唐代錢起詠廬山詩云：“只疑雲霧窟，猶有六朝僧。”但如今雲霧飄散開去，露出來的卻是一個個中外“大官人”、“大商賈”的面影。
當然也還是有不少文人來玩玩的。本世紀20年代有一位詩人就在廬山住過一個半月，但他每天聽到的，已不是山風蟲鳴，而是石工築路造房的號子聲。他從這號子裡聽出了石工的痛苦，寫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廬山石工歌》，想把號子傳達給讀者。讀著徐志摩的這首詩不難感悟到，這號子喚來了達官貴人們的一座座別墅，這號子在驅逐著詩人和他的同行們下山。
過不了幾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幾天便急急下來。他剛剛被一個巨大的政治旋渦放逐，但廬山並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發現這裡也是一個風聲鶴喚的焦點。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東京，寫了一篇《從牯嶺到東京》，不久，“茅盾”這個名字便出現於中國文壇。
此後，越來越多的政治活動、外交談判、軍事決定產生於廬山。密密層層的雲霧，藏進了中國現代史的神秘經緯。
難道，廬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緣分？廬山沒有了文人本來也不太要緊，卻少了一種韻味，少了一種風情，就像一所廟宇沒有晨鐘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沒有流盼的眼神。沒有文人，山水也在，卻不會有山水的詩情畫意，不會有山水的人文意義。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來的，但鼓吹得過於響亮了就會遲早引來世俗的擁擠，把文人所吟詠的景緻和情懷擾亂，於是山水與文人原先的對應關係不見了，文人也就不再擁有此山此水。看來，這是文人難於逃脫的悲哀。
我們這幫子開會的文人一有空閒就隨著摩肩接踵的旅遊者遊覽廬山各個風景點，東林寺、秀峰、錦繡谷、天橋、仙人洞、小天池、白鹿洞書院、黃龍潭、五老峰……一一看過去，眼前有古人留下的詩。腳下有平整光潔的路，耳邊有此起彼伏的叫賣，輕輕便便，順順當當。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與山水構成寧靜的往還、深摯的默契，只好讓文人全都蛻脫成遊人。
就在這種不無疲頓的情況下突然聽到有一個去處，路遙而景美，連李白都沒有去過，一下子把我們全都激動起來了。那便是三疊泉。趁一天休會，結伴上路。
早就聽說那是一條極累人的路，但勞累對於1979年的中國文藝理論家們都還不太在意，擺脫劫難不久，對承受辛苦的自信心還有充分的貯留。
話雖這麼說，這條路也實在是夠折騰人的了。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氣力似乎已經耗盡，後來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無窮無盡地一個個排列過去，內心已無數次地產生了此行的後悔，終於連後悔的力氣也沒有了，只得在默不作聲中磕磕絆絆地行進。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突然與古代文人產生過對深切的認同。是的，凡是他們之中的傑出人物，總不會以輕慢浮滑的態度來面對天地造化，他們不相信人類已經可以盛氣凌人地來君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