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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謝靈運的名氣趕不上陶淵明，卻也算得上我國文學史上五言山水詩的鼻祖。這兩位大詩人把廬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詩化墊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個廬山就堂而皇之地進入了中國文化史。
後來的人們似乎一直著迷於慧遠、陶淵明、謝靈運、陸修靜共處廬山的那種文化氣氛，設想出他們幾個人在一起的各種情景。由頭也是有一點的，例如陶淵明應該是認識慧遠的，但他與慧遠的幾個徒弟關係不好，對慧遠本人的思想也頗多牴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謝靈運與慧遠有過一段親切的交往，其時慧遠年近八旬，而謝靈運還不到而立之年，兩人相差了50來歲，雖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動，畢竟難於貼心，難於綿延。這些由頭，到了後人嘴裡，全都渾然一體了。例如唐代的佛學史乘中已記述謝靈運與慧遠一起結社，而事實上慧遠結社之時激才 6歲。流傳特別廣遠的故事是慧遠、陶淵明、陸修靜三人過從甚密，一次陶、陸兩人來東林寺訪慧遠，慧遠歷來送客不過門前虎溪，這次言談忘情，竟送過了虎溪，這就使後山的老虎看得不習慣了，吼叫起來，三人會意而笑，那就是中國古代極有名的佳話“虎溪三笑”。為此，李白、黃庭堅等詩人還特意寫過詩，蘇東坡還畫過《三笑圖贊》，我在鄭振譯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也見到過一幅採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圖。但究其實，陸修靜來廬山的時候，陶淵明已去世34年，而慧遠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這個故事的虛假性非常煞風景。到底是李白、蘇東坡他們高明，不僅興高采烈地為這個傳說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綽綽地臍身在裡邊。文人總未免孤獨，願意找個山水勝處躲避起來；但文化的本性是溝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著高層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種聚會，哪怕是跨越時空也在所不惜，而廬山正是這種企盼中的聚會的理想地點。
因此，廬山可以證明，中國文人的孤獨不是一種脾性，而是一種無奈。即便是對於隱逸之聖陶淵明，中國文人也願意他有兩個在文化層次上比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發出朗笑陣陣。有了這麼一些傳說，廬山與其說是文人的隱潛處，不如說是歷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達到跨時空溝通的寄託點。於是李白、白居易、歐陽修、蘇東坡、陸游、唐寅等等文化藝術家紛來沓至，周敦頤和朱熹則先後在山崖雲霧之間投入了哲學的沉思和講述。如果把時態歸併一下，廬山實在是一個鴻儒雲集、智慧飽和的聖地了。
我是坐著汽車上廬山的。在去九江的長江輪上聽一位熟悉廬山的小姐說，上廬山千萬不能坐車，一坐車就沒味，得一級一級爬石階上去才有意思。她一邊詳盡地告訴我石階的所在，一邊又開導我：“爬石階當然要比坐車花時間花力氣，但這石階也是現代修的，古人上山連這麼一條好路都沒有呢。”她的話當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時天已擦黑，我又有一個裝著不少書籍的行李包，只略作遲疑我就向汽車站走去。廬山的車道修得很好，只見汽車一層層繞上去，氣溫一層層冷下來，沒多久，枯嶺到了。枯嶺早已儼然成為一座小城，只逛蕩一會兒就會忘了這竟然是在山頂。但終究又會醒過神來，覺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廬山，下榻在一個規模不小的賓館裡，實在有點對不起古人。是啊，連船上不相識的小姐都拿著古人來誘惑我，而我還是貪圖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丟棄了它對人們的阻難，也就隨之丟棄了它對世俗的超拔，那還能構得成跨時空的精神溝通麼？
古代文人上廬山，自然十分艱苦。他們只憑著兩條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溝。當時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學士都不強壯，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周作人、林語堂先生曾刊印過清代嘉慶年間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遊廬山的日記，可以讓我們瞭解當時的一些情況。且抄幾段：
朝晴涼適，可著小棉。瓶中米尚支數日，而菜已竭，所謂饉也。西輔戲採南瓜葉及野莧，煮食甚甘，予乃飯兩碗，且笑謂與南瓜相識半生矣，不知其葉中乃有至味。
冷，而竟日。晨餐時菜羹亦竭，唯食炒烏豆下飯，宗慧仍以湯匙進。問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於著。予不禁噴飯而笑，謂此匙自賦形受役以來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為長耳，孰謂其遭際之窮至於如此。
宗慧試採養麥葉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過匏葉，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斷蔬經旬，豈能識此種風味。
這就是中國古代文人遊廬山的實際生活。道如此困境而不後悔、不告退，還自得其樂地開著文縐縐的玩笑。在遊廬山的文人中，舒白香還不算最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