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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計有宋教仁、汪兆銘、鈕永建、王正廷、劉冠雄、魏辰組、曾昭文、黃愷元等八人。專使團由孫大總統於二月十八日授命,二十二日偕同唐紹儀自滬起程,取海道北上,二十六日抵北京,翌日謁袁,懇談,歡宴。袁似無拒絕南下之意,蔡專使亦甚樂觀。孰知二十九日深夜北京突然發生兵變,東安門外及前門大街鬧市之中,槍生劈啪,火光燭天。變兵且破門突入專使行館,蔡、汪等衣冠不整,各不相顧,分別越牆而逃。嗣經西人保護,輾轉逃入東交民巷之六國飯店,始倖免於難。此變迅即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各要邑。這一來,袁乃據為口實,挽拒南下。蔡專使等白面書生,驚魂未定,也就電報孫公,不敢相強了。
這記兵變是袁某授意的呢?還是歷史上另一個‘偶然’?歷史家聚訟至今,仍無證據可下正確結論。據張國淦當時得自徐世昌的絕密訊息,兵變原是袁克定的陰謀,想以‘黃袍加身’的辦法,在皇城劫持溥儀,逼乃父稱帝【見張氏遺著‘北洋述聞’,一九九八年三月上海書店出版,頁四一─四四】。張氏當時曾是唐紹儀的隨員,後為黎元洪謀主,其後並在內閣迭任要職,見聞甚廣。然此說在當時雖甚流行,卻始終未能確切證實。另據各方目擊者記述,以及後來史學家,如吳相湘教授等的嚴密考證,皆一致認為實非袁之預謀,只是此變,正如月前袁之被刺未中,對袁之政治安排,卻是變得其時也。本來民國之奠都何處,縱是革命黨人,亦意見不一。南京孫、黃一派,雖力主奠都南京,漢方實力派的黎元洪、滬方光復會分子章炳麟等,甚至臨時參議院內的投票紀錄,以及掌革命黨本身輿論的‘民立報’都主張建都北京。現在袁既不願南下,再加上個兵變,奠都北京就變成歷史的‘必然’了。
袁總統就職與大赦令
孫大總統在得到蔡專使的報告之後,遂諮請參議院審議,讓袁以電報向參議院宣誓,在北京就職,然後整個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孫總統既一言九鼎,三月八日袁的宣誓電報抵達南京,再經孫總統諮請參議院認可,袁世凱就於三月十日在蔡專使觀禮之下,正式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了。但是其時仍留在南京的臨時參議院,卻扳請孫大總統,繼續負責中樞政務,直至袁總統的內閣完全建立之後再‘解職’。因此,從三月十日至四月一日,孫公正式解職的三週時間裡,中華民國曾有過兩個合法的臨時大總統。但是二公在歷史上的表現,孫公的泱泱之風,就遠非袁公所能望其項背了。雖然袁公那時在國民心目中的聲望,似乎還在孫公之上呢……。舉例以明之:袁公就職之後,立刻便頒佈大赦令,彼固深知此令,一需參議院同意,二需內閣副署,始有法律效力,然袁之悍然為之者,顯然是故意表示,他目無參議院與前任孫公也,這就缺乏大政治家應有的風度了;甚至可以說是以小人之心,作流氓之行了。而孫公頷之,未之計較,並諮請參議院‘追認’之,未動聲色也。(有前總統之諮文,在法律上便可免新內閣之副署。)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大政治家的風度了。這只是個個人的小意氣,法律程式上,無足輕重的細枝末節,讀史者亦多未察也。然見微知著;不謹細行,終累大德,袁公後來之身敗名裂,都可於此等細微人品中見之。執簡者,能不慨然?嚴肅的讀者或許認為這只是因為袁之缺乏現代法學常識,而非故意藐視孫公也,實際並非如此。原因是這時唐紹儀亦在北京,朝夕在袁之側,足備諮詢也。證諸後來史例,此時唐紹儀顯然曾大力勸阻,而袁氏不為所動也。
是耶?非耶?一個政客每好逞一時之快,而罔顧死後遺臭歷史,是愚不可及也。當政者應知生前自律才好。
袁政府與唐內閣的架構
袁公就職後,孫總統乃於翌日公佈採行法國式責任內閣制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袁總統遂依法於三月十三日任命唐紹儀為民國之第一任國務總理,並負責組閣。同月二十九日,唐總理乃向南京參議院提出新閣人選。完成一切法律程式之後,袁、唐新政乃正式確立。南北一統。四月一日,孫大總統遂正式‘解職’。今且將袁政府最早的形式和人事架構,列表於下:
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 字慰亭 河南項城人 五十三歲
副總統:黎元洪 字宋卿 湖北黃陂人 四十八歲
國務總理:唐紹儀 字少川 廣東香山人 五十二歲
外交總長:陸徵祥 字子欣 江蘇上海人 四十一歲
內務總長:趙秉鈞 字智庵 河南臨汝人 五十三歲
陸軍總長:段祺瑞 字芝泉 安徽合肥人 四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