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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計有宋教仁、汪兆銘、鈕永建、王正廷、劉冠雄、魏辰組、曾昭文、黃愷元等八人。專使團由孫大總統於二月十八日授命，二十二日偕同唐紹儀自滬起程，取海道北上，二十六日抵北京，翌日謁袁，懇談，歡宴。袁似無拒絕南下之意，蔡專使亦甚樂觀。孰知二十九日深夜北京突然發生兵變，東安門外及前門大街鬧市之中，槍生劈啪，火光燭天。變兵且破門突入專使行館，蔡、汪等衣冠不整，各不相顧，分別越牆而逃。嗣經西人保護，輾轉逃入東交民巷之六國飯店，始倖免於難。此變迅即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各要邑。這一來，袁乃據為口實，挽拒南下。蔡專使等白面書生，驚魂未定，也就電報孫公，不敢相強了。
這記兵變是袁某授意的呢？還是歷史上另一個‘偶然’？歷史家聚訟至今，仍無證據可下正確結論。據張國淦當時得自徐世昌的絕密訊息，兵變原是袁克定的陰謀，想以‘黃袍加身’的辦法，在皇城劫持溥儀，逼乃父稱帝【見張氏遺著‘北洋述聞’，一九九八年三月上海書店出版，頁四一─四四】。張氏當時曾是唐紹儀的隨員，後為黎元洪謀主，其後並在內閣迭任要職，見聞甚廣。然此說在當時雖甚流行，卻始終未能確切證實。另據各方目擊者記述，以及後來史學家，如吳相湘教授等的嚴密考證，皆一致認為實非袁之預謀，只是此變，正如月前袁之被刺未中，對袁之政治安排，卻是變得其時也。本來民國之奠都何處，縱是革命黨人，亦意見不一。南京孫、黃一派，雖力主奠都南京，漢方實力派的黎元洪、滬方光復會分子章炳麟等，甚至臨時參議院內的投票紀錄，以及掌革命黨本身輿論的‘民立報’都主張建都北京。現在袁既不願南下，再加上個兵變，奠都北京就變成歷史的‘必然’了。
袁總統就職與大赦令
孫大總統在得到蔡專使的報告之後，遂諮請參議院審議，讓袁以電報向參議院宣誓，在北京就職，然後整個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孫總統既一言九鼎，三月八日袁的宣誓電報抵達南京，再經孫總統諮請參議院認可，袁世凱就於三月十日在蔡專使觀禮之下，正式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了。但是其時仍留在南京的臨時參議院，卻扳請孫大總統，繼續負責中樞政務，直至袁總統的內閣完全建立之後再‘解職’。因此，從三月十日至四月一日，孫公正式解職的三週時間裡，中華民國曾有過兩個合法的臨時大總統。但是二公在歷史上的表現，孫公的泱泱之風，就遠非袁公所能望其項背了。雖然袁公那時在國民心目中的聲望，似乎還在孫公之上呢……。舉例以明之：袁公就職之後，立刻便頒佈大赦令，彼固深知此令，一需參議院同意，二需內閣副署，始有法律效力，然袁之悍然為之者，顯然是故意表示，他目無參議院與前任孫公也，這就缺乏大政治家應有的風度了；甚至可以說是以小人之心，作流氓之行了。而孫公頷之，未之計較，並諮請參議院‘追認’之，未動聲色也。（有前總統之諮文，在法律上便可免新內閣之副署。）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大政治家的風度了。這只是個個人的小意氣，法律程式上，無足輕重的細枝末節，讀史者亦多未察也。然見微知著；不謹細行，終累大德，袁公後來之身敗名裂，都可於此等細微人品中見之。執簡者，能不慨然？嚴肅的讀者或許認為這只是因為袁之缺乏現代法學常識，而非故意藐視孫公也，實際並非如此。原因是這時唐紹儀亦在北京，朝夕在袁之側，足備諮詢也。證諸後來史例，此時唐紹儀顯然曾大力勸阻，而袁氏不為所動也。
是耶？非耶？一個政客每好逞一時之快，而罔顧死後遺臭歷史，是愚不可及也。當政者應知生前自律才好。
袁政府與唐內閣的架構
袁公就職後，孫總統乃於翌日公佈採行法國式責任內閣制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袁總統遂依法於三月十三日任命唐紹儀為民國之第一任國務總理，並負責組閣。同月二十九日，唐總理乃向南京參議院提出新閣人選。完成一切法律程式之後，袁、唐新政乃正式確立。南北一統。四月一日，孫大總統遂正式‘解職’。今且將袁政府最早的形式和人事架構，列表於下：
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 字慰亭 河南項城人 五十三歲
副總統：黎元洪 字宋卿 湖北黃陂人 四十八歲
國務總理：唐紹儀 字少川 廣東香山人 五十二歲
外交總長：陸徵祥 字子欣 江蘇上海人 四十一歲
內務總長：趙秉鈞 字智庵 河南臨汝人 五十三歲
陸軍總長：段祺瑞 字芝泉 安徽合肥人 四十七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