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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詳見‘實驗主義’一文,載‘胡適文存’,卷二】這也是他那一輩(不論是唯心的還是唯物的)啟蒙導師們的通病,不足為怪。等到我們談到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章節時,當再細論之。
只談抽象‘存在’,不談具體‘形態’
當然,在將來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必然’出現的‘民治時代’,它底社會政治結構( 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的具體形態為何?……是承繼我民族固有的‘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還是改採西方‘社會強於國家’歐美建制?或是兼採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 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 )底‘後現代的新建制’( a post…Modern structure )?關於這些具體制度的出現,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了,因為那將是歷史向前發展,‘水到渠成’的結果。歷史家只能根據水勢、潮流和洪峰,來瞻其遠景。中國古人說:“天上眾星皆北拱,人間無水不東流。‘我們見識只限於吾土吾民的中國史家,只有我們有’中國特色‘的江河,要萬流歸宗,最後必入於’東海‘。這是個歷史上的’大勢所趨‘,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轉的’客觀實在‘;也是歷史家可以預測的,歷史哲學上’抽象的必然‘。至於這個’東海‘的具體形態,是方的還是圓的,則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不顧小我知識的極限,而強不知以為知,硬去為全民族的命運畫藍圖,不惜人頭滾滾,也要按圖索驥,懸的以赴,這在佛語上就叫做’著相‘。著相就會走火入魔,魔鬼一來,那就民無噍類矣……。所以搞社會科學治史的科學哲學家,只能堅持,在接連秦皇漢武以後兩千年帝制中國的,一定是個真正的民治中國,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於這個’民治中國‘的具體形式是個什麼樣的東西,任誰在事先也畫不了藍圖的,因為這個最後形態,是要經過數百年智慧與機運,糅千百種因素於一爐,百鍊成鋼,慢慢地錘鍊出來的。在這種極為複雜的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直線條思想家是沒有市場的。
話說到底。我國古代的宗法制、封建制、郡縣制,都是根據機運( chance )和智慧( wisdom ),相激相蕩,慢慢地磨鍊出來的。至聖大賢,運用他們的智慧才德,因勢利導則有之;從無到有,來‘制禮作樂’,為天下法,為百世師,那就是他們的子孫在替他們胡吹了。明乎此,我們就知道我民族下一個民治階段在將來的具體形態,也必然是經過同一程式,慢慢磨鍊出來的。現在我們雖可略窺其端倪;欲知其具體形態,最早恐要在下一世紀中葉以後也。但是它必然會出現,則無可懷疑也。因此,在目前頗為風雲一時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見之。但諸公應知其‘存在’,為子孫萬代的福祉,因勢而利導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勢’,斯之謂也。對目前在兩岸,摩拳擦掌的青壯年候補道們,讓老朽也掉句古文曰‘戒急用忍’。因為小不忍,則亂大謀;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民初的袁世凱,國民黨的汪精衛,和近在眼前的柯林頓大總統,都是前車之鑑,不可不慎也。
歷史史實與歷史哲學
關於近代中國歷史的轉型,筆者在不同的拙著裹,已反反覆覆的不知說過多少遍了。此處還要囉囉嗦嗦說個不停,何也?其原因蓋有二端:第一便是,歷史哲學離開歷史事實便是空話。筆者在不同的拙著裡,雖已說了一些‘轉型’的理論,而辛亥革命前後,正是這個帝制‘轉’向民冶的分水嶺。我們在敘述這段歷史的時候,最好能把上述這套理論,再適時提出,與史實配合來討論一番,好讓讀者評之,看看是否有若干道理存乎其間。是則是之,非則非之。作者雖固陋,然平生讀聖賢書,聞善言則拜也。
第二,歷史事實如果沒個足以解釋它的歷史哲學,來加以說明,那這個故事,也就只是一篇‘官場現形記’而已。但是歷史哲學可不是一些善於幻想的所謂‘思想家’,坐在菩提樹下,或皮椅沙發之上幻想出來的。它是從數十年、數百年,乃至數千年,世界各民族所累積起來的歷史發展的史實,審查充分的可信的史料( data )。加以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而逐建推演出來的結論,用來解釋相關的歷史。也就是中國傳統史家(如劉知幾),所謂史識(史釋)的現代化、科學化和民主化。寫歷史的人如果忽略了這一概念化的過程,那就失去我們寫歷史的意義了。上面囉囉嗦嗦說了一大堆‘哲學’,無非是想闡明袁世凱為何忽然心血來潮,要做起皇帝來?皇帝未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