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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詳見‘實驗主義’一文，載‘胡適文存’，卷二】這也是他那一輩（不論是唯心的還是唯物的）啟蒙導師們的通病，不足為怪。等到我們談到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章節時，當再細論之。
只談抽象‘存在’，不談具體‘形態’
當然，在將來這個以代議政府為重心的，‘必然’出現的‘民治時代’，它底社會政治結構（ 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的具體形態為何？……是承繼我民族固有的‘國家強於社會’的傳統？還是改採西方‘社會強於國家’歐美建制？或是兼採中西之長的‘社會國家相互平衡’（ a balance between state & society ）底‘後現代的新建制’（ a post…Modern structure ）？關於這些具體制度的出現，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了，因為那將是歷史向前發展，‘水到渠成’的結果。歷史家只能根據水勢、潮流和洪峰，來瞻其遠景。中國古人說：“天上眾星皆北拱，人間無水不東流。‘我們見識只限於吾土吾民的中國史家，只有我們有’中國特色‘的江河，要萬流歸宗，最後必入於’東海‘。這是個歷史上的’大勢所趨‘，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轉的’客觀實在‘；也是歷史家可以預測的，歷史哲學上’抽象的必然‘。至於這個’東海‘的具體形態，是方的還是圓的，則歷史家就不能胡說。不顧小我知識的極限，而強不知以為知，硬去為全民族的命運畫藍圖，不惜人頭滾滾，也要按圖索驥，懸的以赴，這在佛語上就叫做’著相‘。著相就會走火入魔，魔鬼一來，那就民無噍類矣……。所以搞社會科學治史的科學哲學家，只能堅持，在接連秦皇漢武以後兩千年帝制中國的，一定是個真正的民治中國，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於這個’民治中國‘的具體形式是個什麼樣的東西，任誰在事先也畫不了藍圖的，因為這個最後形態，是要經過數百年智慧與機運，糅千百種因素於一爐，百鍊成鋼，慢慢地錘鍊出來的。在這種極為複雜的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直線條思想家是沒有市場的。
話說到底。我國古代的宗法制、封建制、郡縣制，都是根據機運（ chance ）和智慧（ wisdom ），相激相蕩，慢慢地磨鍊出來的。至聖大賢，運用他們的智慧才德，因勢利導則有之；從無到有，來‘制禮作樂’，為天下法，為百世師，那就是他們的子孫在替他們胡吹了。明乎此，我們就知道我民族下一個民治階段在將來的具體形態，也必然是經過同一程式，慢慢磨鍊出來的。現在我們雖可略窺其端倪；欲知其具體形態，最早恐要在下一世紀中葉以後也。但是它必然會出現，則無可懷疑也。因此，在目前頗為風雲一時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見之。但諸公應知其‘存在’，為子孫萬代的福祉，因勢而利導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勢’，斯之謂也。對目前在兩岸，摩拳擦掌的青壯年候補道們，讓老朽也掉句古文曰‘戒急用忍’。因為小不忍，則亂大謀；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民初的袁世凱，國民黨的汪精衛，和近在眼前的柯林頓大總統，都是前車之鑑，不可不慎也。
歷史史實與歷史哲學
關於近代中國歷史的轉型，筆者在不同的拙著裹，已反反覆覆的不知說過多少遍了。此處還要囉囉嗦嗦說個不停，何也？其原因蓋有二端：第一便是，歷史哲學離開歷史事實便是空話。筆者在不同的拙著裡，雖已說了一些‘轉型’的理論，而辛亥革命前後，正是這個帝制‘轉’向民冶的分水嶺。我們在敘述這段歷史的時候，最好能把上述這套理論，再適時提出，與史實配合來討論一番，好讓讀者評之，看看是否有若干道理存乎其間。是則是之，非則非之。作者雖固陋，然平生讀聖賢書，聞善言則拜也。
第二，歷史事實如果沒個足以解釋它的歷史哲學，來加以說明，那這個故事，也就只是一篇‘官場現形記’而已。但是歷史哲學可不是一些善於幻想的所謂‘思想家’，坐在菩提樹下，或皮椅沙發之上幻想出來的。它是從數十年、數百年，乃至數千年，世界各民族所累積起來的歷史發展的史實，審查充分的可信的史料（ data ）。加以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而逐建推演出來的結論，用來解釋相關的歷史。也就是中國傳統史家（如劉知幾），所謂史識（史釋）的現代化、科學化和民主化。寫歷史的人如果忽略了這一概念化的過程，那就失去我們寫歷史的意義了。上面囉囉嗦嗦說了一大堆‘哲學’，無非是想闡明袁世凱為何忽然心血來潮，要做起皇帝來？皇帝未做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