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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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戰爭雖然發生在歐洲，因為戰爭雙方都是白色帝國主義，它就必然牽涉到交戰各國在亞非拉澳四洲的殖民地了。中國那時正是交戰兩方的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其時則是英國的同盟國，因而日本也就學模學樣的，做了個外黃內白的‘香蕉帝國主義’，加入了英法一幫的協約國，對德宣戰。日軍既然不能遠赴歐洲去參戰，它就向在我國山東半島的德國租借地開戰了。它不但佔領了膠州灣和青島的德國租借地，它甚至把中國整個的山東半島，也給霸佔了。並乘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時，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要把中國乾脆變成日本的殖民地，事詳前卷。

就在歐戰正酣之時，我國朝野，尤其是對歐戰有‘研究’興趣的知識分子和政客，也就發生了中國應否像日本一樣的去‘參戰’的問題了。就在這研究中和辯論的當口，歐戰轉劇，德國於一九一七年二月，宣佈了它在世界五大洋，各公海中，為封鎖協約國的海上物資供應，而實行其所謂‘無限制潛艇政策’。這一來就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對外貿易了。

這時美國的對歐政策，本是偏向於支援協約國的。只因國內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時尚需維持中立。迨德國的無限制潛艇政策一宣佈，尤其是美國郵輪被襲擊之後，美國便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向德國宣戰了。美國既然參戰了，美總統威爾遜也就有各種理由，邀約中國一同參戰。美國對中國的邀請書一旦發出，中國政府如何回應呢？這在北京政府之中，和全國輿論之上，就發生中國參戰與否的現實問題了。

參戰利弊大辯論

當時主張參戰最力的是國務總理段祺瑞，和他底‘北洋系’的全班人馬，這批‘北洋軍閥’之熱中於參戰，其動機顯然就不像段氏之單純了。其時以梁啟超、湯化龍為首，而擁段的原進步黨和研究系等有影響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們認為參戰對中國，有百利無一害。理由甚多：

首先是美國參戰以後，協約國在歐戰中的最後勝利已十分明顯，因此中國應該參加協約國，庶幾在將來的國際和會上，有爭取勝利果實的權利。

中國的著眼點則集中在山東半島，因為日本志在戰後，承繼德國在山東的殖民地而擴大之。中國要抵制日本，收回山東半島，就非參加戰後和會不可。要參加將來的和會，目前參戰而成為戰勝國，實為必需也。

再者，中國參戰之後，不特可以立刻收回德奧等國在中國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財產，停付對德奧等國的庚子賠款；還可以參戰為藉口，要求緩付對協約國英法美義等國的庚子賠款，其年均總數皆在兩千萬以上。由緩付開始，戰後中國，更可乘機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賠款。前途無限，利莫大焉。

抑有進者，在段黨看來，中國參戰還得有其參戰軍。段政府正可乘機擴大國防軍，增加北京政府在國內外的軍事力量。為著擴軍，政府還得整頓稅收，交涉外債。總之，對段政府而言，參加世界大戰，對中國是有百利無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張接受美國邀請，立刻參戰。事實上，段氏為著參戰，幾乎廢寢忘餐，全力以赴。其剛愎自用的個性，在參戰政潮上也表露無遺。反參戰也另有理由可是站在段之對立面的黎大總統，就同床異夢了。黎元洪何以反對參戰呢？說穿了，黎與段至此已是勢成水火的政敵。凡敵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為轉型期中國政壇的公式（包括國共兩黨當政時期）。更重要的還是，黎此時是一位徒擁虛名的政治領袖。但他卻有其被利用的政治價值。這時剛剛恢復建制的老國會，和國會之中的多數黨（老國民黨各派系），和他們現時在野的老黨魁孫中山，以及當時盤據西南數省的實力派，像原護國軍首腦、現任雲南督軍的唐繼堯、廣西督軍岑春�、廣東督軍陸榮廷，也都宣告反對參戰。在他們底影響之下，京滬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學團體也反對參戰。並在北京政府中公開表示擁黎反段。這一來，中國是否應該參戰的問題，黎段兩派，就旗鼓相當，政府也就隨之一分為二了。那位原無政治實力的黎大總統，在各實力派一致擁護之下，也就頂起了‘反參戰’的半邊天了。（關於參戰辯論和輿論的原始檔案，上引‘北洋軍閥’，第三卷，頗有選錄，見頁五六─九九。）

反參戰的理由何在呢？說來也是大可理解的。就以孫中山先生來說吧，站在一個民族革命家的立場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原來就是一埸白色帝國主義搶奪殖民地的戰爭。我們這個深受帝國主義之害的中國，有什麼理由來參加他們帝國主義之間的分贓戰爭呢？

再者，在一個革命家看來，中國問題之徹底解決，是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