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的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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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遺蹟；又在長沙憑弔屈原自沉的汨羅江。他南登廬山，在那裡實地考察了禹疏九江的故地。他到過齊魯之都，蒐集有關孔子和孟子的軼事。後來，他還遊覽豐沛、彭城等地，採訪秦漢之際的人物故事，諸如劉邦、項羽、蕭何、曹參等人的事蹟。司馬遷漫遊大江南北，足跡幾乎遍及大半個中國。他透過遊歷訪問，實地考察了名山大川，調查各地的風俗民情，蒐集許多寶貴資料，對後來《史記》的成書，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司馬遷回長安之後，就被任命為郎中（皇帝的近衛官），成為宮廷中的一名官員。當時，漢武帝正致力於開發我國西南地區，在現在的四川、雲南、貴州一帶，先後建立越嶲（xi西）、武都、沈黎、汶山、牂柯（zang　ke）等郡。為了加強西漢對這些地區的統治，大約在公元前111年前後，司馬遷以郎中的身份，奉命出使西南，代表西漢政府對這些地區進行安撫。司馬遷透過出使西南，親自了解西南各少數民族的社會狀況，為加強各民族之間的聯絡作出了貢獻。

司馬遷奉使西南迴來，得知父親病在洛陽，便立即趕赴洛陽探視。不料他見到病危的父親後，司馬談只留下“無忘吾所欲論著”的遺囑，就與世長辭了。司馬遷悲痛欲絕，表示一定要繼承父業，完成父親的遺志。

公元前108年，司馬遷在他父親死後的第三年，正式繼任父職，做了漢武帝的太史令。從此，他利用宮廷圖書館，蒐集大量文獻資料，為著述《史記》做了許多準備工作。

公元前104年，司馬遷以滿腔熱情，開始著述《史記》。他胸懷壯志，夜以繼日，勤奮筆耕。但是，這種平靜的著述生活，只過了短短五年，一場橫禍突然襲來，使他陷入了絕境。這就是“李陵案”的發生。

公元前99年（天漢二年），漢武帝派寵妃李夫人的長兄李廣利，與名將李陵分兵出擊匈奴。李陵率步豐五千人，出居延（今甘肅額濟納旗東）與匈奴三萬騎兵相遇，殺敵數千人。匈奴單于大驚，立即調來八萬騎兵，全力圍攻李陵。在這種情況下，李陵轉戰千里，士卒死傷無數，最後箭盡道絕，救兵又不至，終於被俘投降。李陵兵敗投降的訊息，引起朝中一片震動，大臣們都紛紛歸罪李陵。當漢武帝問司馬遷對這件事的看法時，他直言不諱，毫無顧忌地為李陵辯護。漢武帝立刻大怒，認為司馬遷有意打擊李廣利，為李陵開脫罪責。結果，司馬遷被下獄論罪。第二年，又以“誣罔主上”的罪名，將他判處死罪。根據漢代的刑法，死罪可以用錢贖罪，也可受“腐刑”（即宮刑，閹割男子生殖器的一種刑法）抵罪。司馬遷家貧，沒有錢贖罪，又得不到親友的接濟，終於受了腐劑。

司馬遷蒙受奇冤大辱，精神受到沉重的打擊。在他看來，一切恥辱，“腐刑極矣”！他痛不欲生，曾想自殺。但是，又想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不明不白地死去，“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司馬遷壯志未酬，史著未成。當他想到“草創未就”的不朽事業，終於在冷酷現實面前，逐漸地冷靜下來。於是，這位為流俗所鄙薄的史家，“隱忍苟活”，並以古代聖賢發憤著述的事例激勵自己，用他“身殘處穢”的生命去完成那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學鉅著──我國第一部紀傳史！

大約公元前91年（徵和二年），司馬遷以堅韌不拔的精神，最後完成了《史記》的著述。這部史學名著的成書，前後大約用了十八年的時間。《史記》全書一百三十篇，分別由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部分組成，共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史記》記載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帝天漢年間（公元前100年──前97年），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少數民族和外國曆史等內容。司馬遷的偉大歷史功績，在於他開創一種新的史學編纂方法，使紀傳體成為我國古代主要的史學體例之一。同時，司馬遷具有進步的史學思想，《史記》不但有鮮明的政治觀點，而且還表現了歷史發展的觀點。司馬遷還擴大了歷史記載的範圍，《史記》既記述中國，又載及外國，還記載社會各階層的人物，以及少數民族的歷史，使我國古代史學發生了劃時代的轉變。

關於司馬遷的卒年，說法不一，有人認為，死於公元前87年前後，這樣，這位偉大的歷史學家，一生只活了五十多歲。

十七、虎豹犀象上陣

──昆陽之戰

張習孔

文叔能讀書，折節如儒生。

一戰摧大敵，頓使河宇平。

上面這首詩是明末進步思想家顧炎武為歌頌東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