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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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畝以上的地主計有14341戶。他們的名單被備案呈報御前，洪武皇帝批准他們保持自己的產業，但同時加之以很多服役的義務，俾使其家產不致無限地擴大。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農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對本朝今後的歷史，影響至為深遠。其最顯著的後果是，在全國的廣大農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長髮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斷是非的標準是“善”和“惡”，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在財政制度上，政府規定了按面積徵收田賦，除浙西（當時的浙西包括今日的蘇南）而外，其他地區的稅率都比較低。徵收不分貧富，其限制富戶的辦法即上述的服役。這種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進稅的原則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負擔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驛站所需的馬匹、船轎和飲食，完全出自大戶供給，一年中的供應量又沒有限額，旅行的官員越多，他們的負擔也越重。

地方支出中數字最難固定的專案，即來往官員的旅費。這筆費用既由各大戶分攤，所以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其財政開支大都根據固定的數字。同時又因為開支涉及的範圍很小，多數地區均可自給自足。其有特殊情況不能自給的，按規定應由距離最近而有贏餘的地區直接補貼。這種地方自給的財政制度推行到這樣的程度，即在洪武末年5000名金吾衛軍士的軍餉不是由國庫支出，而是指定應天府內5000個納稅人把他們應交的稅米直接送到這5000名軍士的家裡。這種以贏補虧而不由上級機關總攬收支以節約交通、通訊、簿記、倉庫管理等各項後勤支出的財政制度貫徹於本朝的始終。全國滿布著無數的短途運輸線，缺乏統一的組織和管理。到後來稅收已由實物折為現銀。這種原始的方式也由於積重難返，而且中級機構又缺乏組織，而無法完全改變。

顯而易見，這種財政制度的弊病在於缺乏彈性，不能適應環境而調整。各府縣的稅率、稅額長期凝固，即便耕地的收穫量增加，其利益也為業主和高利貸者分潤，於國庫則無所裨益。在傳統經濟中的主要成分農業的稅收情形尚且如此，對視為末業的工商業，自然也是照此辦理。

造成這種財政經濟上凝固化的主要原因，是為了維持文官制度的統一和協調。各個地方官既已根據洪武皇帝所制定的原則，以農村的簡樸為行政的著眼點，那麼少數文官想要刺激較為活躍的經濟部門例如商業，或者是想改革供應制度以總收專發，保持收入和支出的合理彈性，則勢必在整個文官集團中另起爐灶，培養一批技術人員。其甄別，訓練，管理，考核，升調也都要和一般行政人員不同。這樣，勢必演變而為兩套不同的法令和兩個不同的組織。而在事實上，文官集團只能有一種傳統的性格，而由於這個集團是本朝實際上的統治者，它就必然會以自己的性格作為標榜，而責成全社會向它看齊。儉樸本來是一種美德，然而在這種條件下提倡儉樸，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種手段，意在使行政問題簡化，以適應政府本身的低能。

現在又要回到海瑞。他把洪武皇帝提倡的原則奉為金科玉律，不準民間製造奢侈品，諸如忠靖凌雲巾、宛紅撒金紙、鬥糖鬥纏、大定勝餅桌席等等，都在嚴禁之列。他一意重農，力追往古，強調“兩漢力田孝弟併科之意，隆禮相愛，惟上意向，唯民趨之，一歸本業，力返真純”。希冀以個人的力量，領導社會回覆到歷史上和理想中的單純。但是他和洪武皇帝都沒有想到，政府不用技術和經濟的力量扶植民眾，而單純依靠政治上的壓力和道德上的宣傳，結果只能是事與願違。政府的絕大部分收入出自農民，而在海瑞出任巡撫的時候，大部分農民又都身受高利貸的壓迫和威脅。政府缺乏資金，農民無法從政府機構獲得低利率的貸款。當時民間的借貸機構是當鋪，貸款利率之高自不待言；即便是親戚鄰右的貸款，也決不會溫情脈脈地降低利率。既然如此，政府所規定的限制高利貸的條文就只能是一紙空文。

自洪武開國到海瑞出任巡撫，其間已歷200年。很多的變化已經在這200年間發生。當年送達御前以備乙覽的14000多家富戶，已經為新的富戶所代替。這些新興的富戶，絕大多數屬於官僚、士紳或在學生員而得以享受“優免”，不再承擔“役”的責任。政府中的吏員，也越來越多地獲得了上下其手的機會。因為全國的現金和實物不是總收集發，財政制度無從以嚴密的會計制度加以考察，從罅隙中漏出來的錢物就落於這些人的手裡。更為重要的是，文官集團已經成熟。洪武時代的8000官員，現在已經擴大為兩萬人。當年不準下鄉的禁令早已廢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