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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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海瑞受理田產紛爭之前，他已經受到了監察官的參劾。參劾的理由是他不識大體，僅僅注意於節約紙張等細枝末節，有失巡撫的體統。隨後，給事中戴鳳翔以更嚴厲的措辭參劾海瑞，說他但憑一己的衝動隨意對百姓的產業作出判決，在他的治下，佃戶不敢向業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貸方還款。這種明顯的誇大之辭不免使人懷疑這位給事中是否已經和高利貸者沆瀣一氣。更為聳人聽聞的是，戴鳳翔竟說，7個月之前，海瑞的一妻一妾在一個晚上一起死去，很可能出於謀殺。儘管海瑞答辯說他的侍妾在陽曆8月14日自縊，而妻子則在8月25日病死，但是給事中的參劾已經起到了預期的效果，不論真相如何，許多人已經懷疑海瑞確係怪僻而不近人情，所以才會發生這樣的家庭悲劇。

事情極為分明，戴鳳翔所代表的不僅是他自己。要求罷免海瑞的奏疏繼續送達御前。吏部根據各種參劾的奏疏提出意見，說南直隸巡撫海瑞實為“志大才疏”，應該調任閒曹。這情形是如此微妙，一年之前沒有人敢於非議這位朝廷上最正直的忠臣，一年之後他卻成了眾矢之的；一年之前文淵閣和吏部還因為海瑞的抗議，對他另眼相看，一年之後他們卻建議皇帝讓他去重新擔任不負實際責任的官職。憤憤不平的海瑞終於在1570年春天被迫辭職回鄉，在提出辭職的奏疏中，他痛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這種一概罵倒的狷介之氣，使他在文官集團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

兩年之後，萬曆皇帝登極，張居正出任首輔。這位文淵閣的首腦和海瑞一樣，尊重法紀而討厭蘇松地區的地主。由此，海瑞曾經和張居正作過接觸，希望他主持公道。張居正給他的覆信中說：

“三尺之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堪也。訛言沸騰，聽者惶惑。僕謬忝鈞軸，得參與廟堂之末議，而不能為朝廷獎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議，有深愧焉。”這種以委婉的語句陽作同情、陰為責備的修辭方式，正是我們的文人所擅長的技巧。張居正認為海瑞輕率躁進而拒絕援之以手，使海瑞賦閒家居達15年之久，一直要到1585年，他才被重新起用為南京右金都御史。

對於張居正，批評者認為他峭刻、矯飾而自奉奢侈；對於海瑞，則稱之為奇特、怪僻而執拗。批評者沒有看到他們那種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即希望尋找出一種適當的方式，使帝國能納入他們所設計的政治規範之內。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張居正的措施多少帶有變法的意味，那麼海瑞的做法卻是力圖恢復洪武皇帝擬定的制度，這些看來似乎是古怪的政令都有成憲和理論的依據。

洪武皇帝兩百年以前建立本朝，並確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其主要的著眼點在於儲存一個農業社會的儉樸風氣。當時全國的文官僅有8000人。所有辦理文牌和事務的技術人員稱之為“吏”，和文官屬於兩個不同的階層，如涇渭之分明。官可以罰降為吏，吏卻很少能上升為官。這些吏的薪給極為微薄，僅足以供一家餬口。

即使對於官員，立法上的限制也十分嚴格。比如有一條最為奇特的規定是，所有的官員如果未經一定的手續批准，則不能越出城門一步，違者以擾民論，按律處死。他們和百姓接觸的方式是派皂隸票傳當事人前來官衙，三傳不到，才能下令拘捕。洪武皇帝還親自著成一本名為《大誥》的小冊子，透過具體的案例以闡述他實行嚴刑峻法的原因。百姓中每家每戶都必需置備一冊，如果遭受官府欺壓而沉冤不能昭雪，有必要叩闕鳴冤，這本《大誥》可以代替通行證。

農村的組織方式是以每一鄉村為單位，構成一個近於自治的集團，按照中央政府的規定訂立自己的鄉約。一村內設“申明亭”和“旌善亭”各一座，前者為村中耆者仲裁產業、婚姻、爭鬥等糾紛的場所，後者則用以表揚村民中為人所欽佩的善行。一年兩度，在陰曆的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舉行全體村民大宴，名日“鄉飲”。在分配飲食之前，與會者必須恭聽年高德劭者的訓辭和選讀的朝廷法令，主持者在這一場合還要申飭行為不檢的村民。如果此人既無改悔的決心而又規避不到，那就要被大眾稱為“頑民”，並呈請政府把他充軍到邊疆。

在為全國農村規劃這樣一張藍圖的同時，洪武皇帝又連興大獄，打擊官僚、縉紳、地方等高階人士，從朝廷內的高階官員直到民間的殷實富戶，株連極廣。據有的歷史學家估計，因之喪生者有逾十萬。沒收了案犯的家產並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國以來大批的移民屯田開荒，就使全國成了一個以自耕農為基礎的農業社會。1397年，據戶部統計，全國仍能保有田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