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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現象一旦發生並蔓延於全國，則勢所必然地可以危及全帝國的安全。戴鳳翔的危言聳聽所以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原因即在於此。
在被迫退休之後，海瑞編印了他從政期間的記錄，其中包括各種公私檔案。流傳到今天的這部文集，反映了海瑞確實是一個公正而廉潔的官員，具有把事情辦好的強烈願望，同時還能鞠躬盡瘁地去處理各種瑣碎的問題。
使讀者首先注意到的，是他處理財政問題的篇章。在洪武時代制定的賦役制度，流弊已如上述。其最為百姓所苦的，厥為名目繁多而數額無限的“役”。大戶人家可由官僚的身分而蠲免，這些沉重的負擔就不可避免地落在中小地主身上，並往往使他們傾家蕩產。在推行了近二百年之後，帝國政府已深深感到窒礙難通而不得不加改革。改革的辦法是把各種名目的賦役摺合成銀兩，以附加稅的形式遍加於全境的土地上，不分貧富，計畝徵銀。這種新的稅制稱為“一條鞭法”。地方政府就用這些附加收入以支付各種力役。
一條鞭法有其簡明易行的優點，也多少限制了花樣百出的舞弊營私。但過去按田畝數量而以累進稅方式而分派的各種賦役，此時以平均的方式攤派，本來屬於富戶的一部分負擔從此即轉嫁於貧家小戶。這也就是放棄了理想上的公允，而遷就事實。出於對農民的同情，海瑞廢除了自己應收的常例，並以種種方法限制吏胥的舞弊。但是這些改革，仍然收效甚微。因為本朝的財政制度雖然技術簡陋，牽涉面卻十分複雜，如果加以徹底改革，必須釐定會計制度，在中上級機構中，實行銀行管制的方式，亦即無異於徹底改組文官集團，這當然是無法辦到的。再則海瑞的著眼點也過於瑣屑，他被政敵攻擊為不識大體，也不盡是鑿空構陷之辭。比如說，他的節約到了這種程度，除非吏員送上一張繕正的公文，他決不另發一張空白的文書紙。
海瑞文集中有關司法的部分，雖然易於被讀者忽略，但它的歷史價值卻至為重要，因為它所闡述的這一龐大帝國的社會背景，較之任何論文都為簡捷明白。從這些檔案可以看出，地方官縱使具有好心，他也決沒有可能對有關人權和產權的訴訟逐一做出公正的判決。因為在農村裡，兩兄弟隔年輪流使用一個養魚池，或者水溝上一塊用以過路的石板，都可以成為涉訟的內容。如此等等的細節，法律如果以保護人權和產權作為基礎，則一次訴訟所需的詳盡審查和參考成例，必致使用眾多的人力和消耗大量的費用，這不僅為縣令一人所不能勝任，也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能負擔。而立法和司法必須全國統一，又不能允許各個地方政府各行其是。既然如此，本朝的法律就不外是行政的一種工具，而不是被統治者的保障。作為行政長官而兼司法長官的地方官，其注意力也只是集中在使鄉民安分守己，對於他們職責範圍外沒有多大影響的爭端則拒不受理。這一類案件照例由族長村長或耆老士紳調解仲裁。為了鼓勵並加強這種仲裁的權力，我們帝國的聖經“四書”就為讀書人所必須誦習，而其中亙古不變的觀念又透過讀書人而滲透於不識字的鄉民之中，即幼者必須追隨長者，女人必須服從男人，沒有知識的人必須聽命於有教養的人。帝國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會作基礎，而依賴文化的傳統而生存。這也是洪武皇帝強調復古的原因。
為耆老士紳所不能解決而必須由官方處置的，絕大多數為刑事案件。判決這類案件，政府的態度常常堅定而明確。如果發生人命損失，則尤其不能有絲毫的翫忽，一定要求水落石出。“殺人者死”這一古老的立法原則在當時仍被沿用，過失殺人和謀殺之間區別極微。這種一方面認為人命關天，一方面又主張以眼還眼的原則自然具有相當大的原始性，但對於本朝的政治經濟制度來說，其間的互相配合則極為恰當。這樣的立法意在避免技術上的複雜，簡化案情中的疑難，而在大眾之中造成一種清官萬能的印象，即在有識見的司法官之前，無不能決斷的案件。換言之，這種設施也仍不離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途徑。其方便之處則是一個地方官雖然缺乏法律上的專門訓練，但是在幕僚和吏員的協助下仍然可以應付裕如地兼任司法官。司法從屬於行政，則政府的統治得以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團的思想行動趨於一致。
這種制度的原始性和簡單性，在大眾之中造成了很多不幸的後果。官府衙門除了對刑事案件必須作出斷然處置外，很少能注意到對日常生活中的種種糾紛維持公允。鄉村中計程車紳耆老，雖然被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