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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歃血為盟為外，戚繼光還在他的麾下創造了很多宗教式的做法。比如，他親自設計製作各營連的軍旗，在軍旗上繪繡天上的星星或者傳說中鳥首人身的圖象，以象徵他們的指揮官。他重視黃道吉日和生辰八字，而在向部下訓話的時候，又常常提到善惡的因果報應。難道本朝最為出色的軍人竟沉淪於迷信之中？這連《四庫總目提要》的編者都感到彆扭，不知應當如何評論他著作中的這些內容。
但是用視而不見的態度抹去遮蓋這些事實，就是不忠實於歷史；對一個英雄人物隱惡揚善，也並不是真正的推崇。戚繼光的複雜來自環境的複雜，如果指望他簡單得如同海瑞，無疑是不近情理。寫歷史的人既知道戚繼光是一代卓越的將領，一位極端剛毅果敢的軍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經理、組織家、工程建築師和操典的作者，則自然應當聯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間的奧妙，就決不可能同時做好這麼多的事情。戚繼光所生活的時代，落後陳舊的衛所和軍戶制度早應該全盤放棄，而代之以先進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補給，也早就應該集中管理。然而我們的帝國不允許也沒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尋找出一種妥協的辦法來作部分的修補。戚繼光的天才，在於他看準了妥協之無法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於他善於在技術上調和各式各樣的矛盾。妥協的原則，是讓先進的部門後退，使之與落後的部門不至相距過遠。在組織制度上沒有辦法，就在私人關係上尋找出路。具體來說，沒有文淵閣和張居正的全力支援，就沒有強有力的薊州軍區和戚繼光。他的部隊和他本人充滿了矛盾，在火器已經在歐洲普遍使用的時候，他動員大批士兵修建碉堡；在他的混成旅裡面，槍炮手和藤牌手並肩作戰。他一方面是這樣精細，仔細計算日出日沒的時間；一方面又這樣野蠻，把違反軍紀計程車兵割去耳朵。這些極端矛盾的事實，在其他國家內，可能彼此相隔幾個世紀，而我們的帝國則在一個軍區內同時出現。
戚繼光是否是一個超自然的崇拜者？從某些方面來說，他和很多同時代的人物一樣，確實有這樣的傾向。但是在有些時候，超自然的信仰卻只是一種治軍的手段。在一次向皇帝陳述意見的奏摺裡，總兵戚繼光坦率地指出，北方的軍官，“自將領而下，十無一二能辨魯魚”。將領如此，士兵的文化水準更可以想見。要是主將不用宗教迷信的因果報應作為規勸，還有什麼其他辦法輔助軍事教育？
面對另外的物件，戚繼光可以立即改變語氣。比如說，他在軍區中建造的私宅命名為“止止堂”，運用《莊子》中“虛室生白，吉祥止止”的典故，表示他謙抑自持，願意在虛靜之間得到吉祥。他的文集，起初稱為《愚愚稿》，也就是向所有的文人表明他本人愚魯而作品笨拙，不敢和別人媲美。
戚繼光的長處，在於他沒有把這些人事上的才能當成投機取巧和升官發財的本錢，而只是作為建立新軍和保衛國家的手段。他深知一個將領只能在社會情況的允許之下才能使軍事科學和軍事技術在現實生活裡發揮作用。他接受這樣的現實，以盡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辦好，同時也在可能的情況下使自己得到適當的享受。至於合法或者不合法，從他的政治的眼光看來已無關宏旨。
他和譚綸和張居正的關係如此密切，雖說他精通政治但是最後仍不能逃避政治中的現實。張居正死後，廷臣提醒萬曆：戚繼光是伏在宮門之外的一頭猛獸，只聽張居正的操縱，別人無法節制。這也正是控訴張居正意圖謀逆的理由：張居正和戚繼光沒有造反的證據，卻有造反的能力。所以，在清算張居正的運動中，法官追問張的兒子懋修，為什麼他父親在日，要在夜間派人與戚帥書面聯絡，
戚繼光的不幸遭遇是因為他在一鎮中推行的整套措施業已在事實上打破了文官集團所力圖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須付出代價。
他在貧病交迫中死去。在少數幾個沒有遺棄他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就是為他寫作墓誌銘的汪道昆。當他寫到“口雞三號，將星殞矣”，顯然有無限悽愴的感觸。汪道昆自然不會知道，當他潤筆作書的時候，西班牙的艦隊，已整備出征英國。這事情的意義，即是軍備的張弛，立即影響一國國運的盛衰。世界局勢如是，而這陽曆1588年1月17日清晨，將星西殞之際，我們一個古老的帝國業已失去重整軍備的最好良機。30年後，本朝的官兵和努爾哈赤的部隊交鋒，缺乏戚南塘將軍苦心孤詣擬訂的戰術和強調的組織紀律，結果是眾不敵寡。茲後八旗軍作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