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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就紛至沓來，乃不得已而作罷。這一計劃不能實現，張居正找出了另一種辦法，即把薊州轄境內的其他高階將領調往別鎮，以免遇事掣肘。這時譚綸又建議該區的文官不得干預軍事訓練，並且主張戚繼光在3年的練兵期內可以不受監察官的批評。後者顯然又為文官們製造了違反成憲的口實，引起猛烈反對。皇帝的硃筆批示接受了兵部和都察院的建議，要求監察官明白練兵的重要，責成他們“和衷共濟”，並把他們對薊州防區的巡視限為每年一次；對譚綸和戚繼光則希望他們“稍寬以文法，乃得自展”。事實上，凡是故意和戚繼光為難的文官，後來都被張居正不動聲色地陸續遷調。
薊州軍開始訓練，就接受了優厚的財政接濟以購買軍馬、製造火器及戰車。這種和其他軍鎮的不平等待遇，惹來了大量的反感。接著又有一連串的矛盾跟著產生，諸如北兵和南兵的磨擦、軍職的繼承者和其他出身者的爭執、因循守舊和銳意革新的衝突。張居正瞭然於這些情況，在他寫給譚、戚兩個人的私人信件裡，再三叮嚀他們務必謙恭退讓，不要居功自傲。他警告戚繼光說，“北人積憤於南兵久矣”，他們“多方羅致，務在挫辱之”，所以“務從謙抑，毋自啟侮”。有一次蒙古部隊打算犯邊，就在戰事一觸即發之際，俺答卻放棄了原來的企圖，下令掉頭北撤。這一出人意外的事件，在張居正看來完全是由於譚、戚二人部署有方，才使俺答躊躇不前；然而鄰近的兩鎮卻把功勞據為己有。張居正雖然認為這種冒功邀賞可笑而且可恥，但是他卻通知譚綸，他已經以皇帝的名義承認了這兩鎮的自我吹噓。他也不讓兵部查清事情的真相，以免糾纏爭辯。他要求譚綸在奏摺中不僅不要爭功，反而要把功勞歸於其他二鎮，使他們“嚼舌愧死”。
張居正這種做法，表面上是損已益人，具有大政治家的風度；但是仔細研究，卻仍是有明有陽，無助於矛盾的根本解決。那怕是譚、戚二人表現出無以復加的謙抑，各鎮之間的利害關係也決不能因此冰消瓦解。因之內閣愈想公正平衡，旁人看來則在一明一暗之間有親有疏，褊袒更多。以後反對張居正的人認為薊州練兵是他培植私人的政治資本，也就毫不足怪了。
1577年譚綸病死，從此張居正和戚繼光的關係更為密切。第二年張居正返江陵葬父，他還生怕這短期的離職引起戚繼光的不安，所以特地私下通知戚繼光，接任薊遼總督的將是梁夢龍。信上說：“孤之此行，甚非獲己。……到家事完，即星夜赴閩矣。薊事已託之鳴泉公，渠乃孤之門生，最厚；諒不相負。”梁夢龍字鳴泉，在翰林院與張居正有師生之誼。他在萬曆一朝的事業，也賴張居正的提拔為多。張居正這樣傾腸相告，自然使戚繼光更加感恩戴德。是以首席大學士的江陵之行，戚繼光派出了一整連的鳥銃手作為護衛，張居正選擇了其中6名隨行，作為象徵式的儀仗，同時也表示了首輔和薊州戚帥關係之密切。茲事前後，薊州總兵官的傳騎攜帶各種檔案和信件不斷來往於首輔私邸，這更使他們的反對者在日後清算張居正的時候，有所藉口，甚至指斥他們圖謀不軌了。
戚繼光在薊州創造的戰術，可以稱之為“步兵軍官的各兵種協同”。要對這種戰術作出評論，必須顧及他所受到的各種條件的限制。當時，現代化的武器傳入不久，而北方士兵的素質又極不理想，他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仍然是來自南方的舊部，為數約一個旅左右。他把這一個旅的兵力作了適當的配置，並以此為全軍的核心，以防禦蒙古的10萬鐵騎突然來襲。
抗倭戰爭中使用的“鴛鴦陣”，是一種以小股步兵為主的戰術，目的在於對付海寇並適應南方的地形特點。而薊州軍鎮的任務是防禦蒙古的大部隊騎兵，因而這種在“鴛鴦陣”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新技術也就初具了各兵種協同作戰的規模。
戰車的使用成為這種戰術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戰車的效能以防禦為主。形狀和民間的大車相似。所不同之處，在於民間的大車的車箱兩側各有箱板，而這種戰車只有8片可以摺疊的屏風，共長15尺，平時平放在車轅上，作戰時開啟樹立在一邊車輪之後以代車箱，所以又稱“偏箱車”。幾十輛戰車可以並肩銜接，擺成圓形或方形的防禦據點。屏風最靠邊的兩扇可以前後搖擺，有如門葉，以供步兵出入。
一輛戰車裝載“佛朗機”輕炮兩門。用今天的標準來看，這種歐洲式的火器只能算做大口徑的火槍而不能算做炮。它以青銅或鑄鐵鑄成，長度自3尺至7尺不等，口徑則小於2寸，從炮口裝入鉛彈。最大型的佛朗機，射程為2000尺。通常這種火炮以及輔助火炮的鳥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