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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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中其他成員的福利完全漠視。何況這種關心和幫助也不會全是無償的支付，因為沒有人能夠預測自己的子孫在今後不受他們的提攜。這種經濟上的利害關係被抽象而昇華為道德。固然，這種道德觀念並不能為全體民眾所奉行，從海瑞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兄弟叔侄間爭奪產業以至鬥毆致死的事情所在多有。但這種情形正好從反面說明了教養的重要，有教養的人則決不能以利害義。

在整個社會沒有為它的成員開放其他門徑的時候，多數像李贄一樣的人物，已經不加思考地接受了這種生活方式。如果李贄回泉州，他必定受到多少莊稼人的期望和逼迫，然而當時的李贄，已迭經生活的折磨，同時又研究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慮生命的意義，重建人生觀之餘不能再墨守成規。也就是說，他不能把讀書、做官、買田這條生活道路視為當然，也亟待擺脫由於血緣關係而產生的集體觀念。

對於這樣背離傳統的行為，他的親族自然不能善罷甘休。但是親族的壓力越大，他的反抗也越強烈。在給曾繼泉的一封信裡，李贄說到他所以落髮，“則因家中閒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以俗事強我，故我剃髮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所謂閒雜人等，是他的弟兄還是叔侄；俗事，是買田還是建立宗祠宗塾，或者竟是利用勢力干預詞訟，雖然語焉不詳，大體上當不出這些範疇。最有趣的是，他的家族不顧他的願望，仍然指定一個侄子作為他的繼承人。這件事引起的反抗方式也同樣有趣，他有一封遺書，題名為《豫約》，其中就提到他的這個侄子“李四官若來，叫他匆假哭作好看，汝等亦決不可遣人報我死”。這封遺書草於1596年，上去他削髮為僧已有8年。

李贄所居住的僧院坐落在麻城城外的一座山上，稱為“芝佛院”。它不是正式的寺廟而僅僅是私人的佛堂，但規模卻頗為宏大。院中有正殿、左右廂房，還有和尚的宿舍和客人的招待所。李贄自己居住的精舍位於全院的最後山巔之處，極目四望，水光山色盡收眼底。在芝佛院的鼎盛時期，全院有僧侶40餘人，統率眾僧的方文則是李贄的朋友。僧眾中有人還帶著徒弟、徒孫。

芝佛院始終沒有向政府登記，沒有領到正式執照，因之也沒有向政府納稅。它不屬於任何宗派，也沒有董事會的管制。李贄是全院唯一的長老及信託老。其建立和維持的經費，絕大部分來自他一人向外界的捐募。他常常寫信給朋友，要求得到“半俸”的援助，或者以“三品之祿，助我一年”。有的朋友，賙濟他的生活前後達20年。他過去沒有經歷過富裕的生活，但在建立佛院之後，卻沒有再出現過窮困的跡象。

在李贄被任為姚安知府之前，他已經享有思想家的聲望，受到不少文人學者的崇拜。這些崇拜者之中有人後來飛黃騰達，或任尚書侍郎，或任總督巡撫。李贄得到他們的接濟，即使不算經常，但也決非絕無僅有。而且這種金錢上的關係還不是單方面的。他的朋友焦竑也是一位著名的學者，不善理財，據說窮得“家徒四壁”。當焦竑的父親80壽辰，朋輩稱觴聚會，有的竟不遠千里而來。李贄是這次盛會的襄助者，他寫信告訴與會的人，囑咐他們“舟中多帶柴米”。

這種方式的金錢賙濟和往來之不同於一般，在於授受者之間具有共同的思想，或者說共同的目的。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研究，這種關係還是以道德作為施政方針的副產。因為這種施政方針的思想根據，乃是認為宇宙間的任何事物都息息相關。一個人或一種事物，其所以具有特性或功能，全靠和其他人或其他事物的相互關係。一個人的品質高尚，就因為他的志趣和行為得到別人的讚賞；他的識見深遠，就因為他分析理解其他事物的正確。所以人的生活目的，就不能不是合作互助與共同享有。但是，在現實中，為什麼所有的人身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自私？這個問題使讀書明理之人為之不安，而高階官員由於負有治國乎天下的重任，其不安尤為嚴重。按理說，他們所受到的教養，都要求發揚為公眾服務的精神；然而一旦接觸實際，這種精神常常只是海上神山，或者乾脆銷聲匿跡。有時他們身上的自私苟且，還遠過於不識字的愚氓。這種不安，或者由此發展而來的內心交戰，需要有一種適當的方式來緩解排除。志趣相投的研究討論，可以觸發彼此的靈感，深入探索人生的真諦，俾使內心的不安渙然冰釋。所以他們來往密切，集會商談之餘，還互相通訊，刊印文集。李贄落髮為僧以後，仍然經常外出旅行，參加這些活動。在當時，還談不上旅費必須報銷，或者演講應當收入費用，這些問題，都可以根據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