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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這樣的方式去斂財，必然會通致地方官敲撲小民，甚至鞭撻致死。這種批評也許過於誇大，但是張居正的做法和政府一貫所標榜的仁厚精神相背，卻也是事實，同時也和平素利用鄉村替老縉紳所行“間接管制”的形式不符。這種間接管制雖然行政效率極低，實際上卻為事勢所需，它在成萬成千農民之間解決了官方鞭長莫及的難題。
張居正還有一個錯誤，則是他忽視了文官集團的雙重性格。固然有很多官僚憑藉特權，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利益。但是“四書”所揭櫫的、為文官集團所標榜的宗旨，也並不全是口頭禪。如導之以誠意，一些有責任感的年輕人如鄒元標輩，又真能不顧一己安危榮辱，為仁民愛物的宗旨拼命。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能在存亡於膚髮之間擊退北方遊牧民族的內犯，也能在萬苦千辛中修復黃河的決堤。他們經常批評萬曆皇帝，其用心也未必真是“沽名賣直”，而是他們深知自我犧牲，必須得到皇帝的肯定和合作，才能使億萬百姓沾惠受益。他們之所以攻擊張居正，也正因為在他們心目中，張居正的措施放棄了古聖先賢的宗旨，而是急功好利，企圖以世俗的行政效率來代替這種偉大的精神，最終必然窒礙難行，落一個引用私人的下場。
從客觀條件來看，張居正之引用私人，是無法避免的。以我國幅員之大，交通通訊又極落後，任何有能力的內閣，也不能對各種地方官有周密的瞭解和實際的控制。張居正一心改弦更張，10年“專政”之後，各地稅額並沒有調整；地方政府仍然無法管理農村，官吏薪給之低，依然如故。總之，這種維新不過是區域性的整頓，而非體制上的變革。張居正本人認真辦事，一絲不苟，他親自稽核政府的賬目，查究邊防人馬的數額，下令逮捕犯法的官吏，甚至設計各種報表的格式，規定報告的限期。他所派遣的總督和任命的尚書個個精明能幹，然而他們的誠信仍有問題。因為撇開他們本身不說，他們屬下的低階機構，依然處於各種各樣不合理條件之下，離開了權術，這些高階官員也無精明能幹之可言，而權術又總是和誠信背道而馳的。
在名義上張居正是皇帝的顧問，並無決策和任免的權力。為了貫徹自己的意圖，他經常以私人函件的形式，授意於他親信的總督巡撫，要他們如此如此地呈奏皇帝，然後他以內閣大學士的身份票擬批准他自己的建議。為了鼓舞親信，他有時還在函件上對他們的升遷作出暗示。這種做法，實際上是以他自己作中心，另外形成一個特殊的行政機構，以補助正常行政機構之不及。這在旁人看來，就是上下其手；以氣節自負的人，自更不願向他低頭，以免於趨附權勢的譏訕。
張居正的全套措施，徹底暴露了這一大帝國中央集權過度的不良後果。在下層行政單位間許多實際問題尚未解決以前，行政效率的增進，必然是緩慢的、有限度的。強求效率增高，超過這種限度，只會造成行政系統的內部不安，整個文官集團會因壓力過高而分裂；而糾紛一起，實際問題又會升級成為道德問題。
張居正既不能撇開文官集團而自起爐灶，他的所作所為也就無法避免矛盾。舉一個例子說，他個人物質生活的奢華惹人議論至多。數年之前，小皇帝萬曆聽說張先生要改建住宅，增修一座閣樓以便懸掛御筆，於是就親自下令由內庫撥發白銀一千兩以為資助。因為在小皇帝的心目中，他的老師官俸並不豐厚。但是張居正去世之後，萬曆皇帝才聽說北京張宅的增修費用，竟為白銀一萬兩。更令人驚訝的是北京張宅剛剛修造完畢，湖廣的江陵立即出現了一座規模相同的張宅，主其事者是錦衣衛的一個龐姓軍官，建造的費用不消說來自官庫。張居正獲悉此事，自稱於心不安，但並沒有毅然拒絕這些小人的阿諛奉獻。接踵而來的就是湖廣的地方官動用公款先後建造三座石坊以頌揚張居正的功業。次之則張居正以整理驛傳作為他自己的一大政績：當時政府設立的各個驛站，照例對來往官員供應車馬食宿，他花費了很大的心血，務使真正有公事的人，才受驛站接待。幾家屬旅行，或以私藉公，需索驛站者，查出後立加嚴懲。但是張家的僕人甚至親友的僕人卻可以任意向地方官需索車馬船隻，並及於扛抬行李的伕役。張居正要求其他官員勵行節儉，但是他卻不能以身作則，這當然不能不貽人以口實。上述情形，也許可以推說為下人矇蔽；然而他在私人函件中屢次提到他親信的文官曾向他贈送貴重的“禮物”，包括現金和田地，這就不僅使他無法自解，也使對他同情的人不能置辯。也許在他看來，他自己的奢華和別人的節儉不過是因地位不同因而各有本分。但是在他的政敵的心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