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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布袍，頸部和下緣以黑布鑲邊，平日的金銀玉帶此時全部不用而代之以牛角帶。旗幟和樂隊也概行免去。大街左邊是兩千名文官，右邊是兩千名武官，都列成單行兩相對稱，浩浩蕩蕩，和皇帝一起步行前往天壇。
這些幸運的居民得到了一生中唯一的機會親眼看到了當今天子。祈雨的隊伍經過大街，一切交通當然需要暫停。但是天子平時出行時採取的“除道”措施，即要求全部店鋪關門、行人斂跡的規定，這次卻免予執行。這也是皇恩浩蕩，允許小民有一睹天顏的機會。居民們所看到的萬曆皇帝是一個相貌端正的年輕人，臉圓須短，身材稍胖。他以如此虔誠的姿態邁著穩重的步伐，使看到的人無不為之感動。
對萬曆皇帝來說，這十里之遙的長途步行當然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因為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如此跋涉，而且當時的天氣已愈來愈熱。
天壇圓丘在北京城南部，為今上的祖父嘉靖皇帝在1530年所建。萬曆皇帝在這同心圓的最下一層石階上跪下祈禱，上香之後，又向上天叩頭4次。文武百官列隊站立在南牆之外，當皇帝跪拜時，贊禮官在昭亨門傳贊，百官也依樣跪拜如儀。
行禮既畢，皇帝召集大學士、六部尚書和其他高階官員在左欞星門外所設的帳篷內發表訓辭。萬曆聲稱，天時亢旱固然是由於他本人缺乏德行，但同樣也是貪官汙吏剋剝小民、上幹天和的結果。現在務必要改弦更張，斥退壞人，引用好人。申時行即席代表全體官員致答辭，聲稱臣等奉職無狀，以致天降亢旱。皇上代表全體臣民祈禱，當然會上格天心。如果還有官吏不能仰體皇上的誠意，臣等一定要嚴加申飭。萬曆當即指示把這種要旨公之於天下。1585年5月16日的敕文就體現了這個指示。救文告誡貪贓枉法、酷害百姓的官吏必須痛加改悔，絕不能再把中樞的命令示為具文，如有違不奉行者，定當嚴懲不貸。同時萬曆又命令戶部在災害嚴重的地區免徵賦稅一年。
儀式結束，準備起駕回宮，宦官們讓御轎抬到萬曆跟前，但他堅決不坐，仍和百官步行回宮。這支隊伍人數眾多，起止需時，到達大明門已經是下午最炎熱的時候。隊伍剛剛解散，兵部的一個主事就迫不及待地從袖子裡抽出一把摺扇使勁地揮動。負責糾察的御史發現這一情狀，認為其時雖然已經散隊，但此人如此不能忍耐，仍然屬於失儀。為此這位主事被罰俸半年。
申時行侍奉皇帝到皇極門，然後叩頭退下。臨行時他向萬曆致以慰問，萬曆則答稱“先生勞苦”。這時候首輔固然既飢且渴，極度疲憊，但是相比之下皇帝的任務要更為勞累，他還要到奉先殿去向列祖列宗彙報，彙報完畢還要參見慈聖太后。
申時行不能算是一個迷信的人，從各種記錄上都看不出他相信透過占卜祈禱的方式就可以和宇宙的神秘的力量有所來往。他在一次給萬曆的奏章上說，“臣等不習佔書，不知事驗”，足以清楚地說明了他的態度。同時，也不能認為萬曆是一個過度迷信的人。在選擇皇帝陵寢的過程中，廷臣曾因風水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辯，最後萬曆表示“當日秦始皇在驪山築陵，何嘗不講究風水”？從這一達觀的態度來看，他對風水的信仰，也只能在若有若無之間。
但是迷信與非迷信，其間的分野也可能極為模糊。例如，當一個人強迫自己對一件事情、一種前途建立信念，則其與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極微。因為凡是一個人處於困境，他就不願放棄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這種可能性極為渺茫，沒有根據，他也要把它作為自己精神上的寄託。在這1585年亢旱的初夏，朝廷上下的情形就和此種情況極為接近。當時一天過去又是一天而仍然是驕陽酷日，人們的焦慮也就達到了最大限度。因為每一個人都知道，皇帝的宮廷不能永遠建立在一個土地幹得發裂的京城裡。皇帝親自出動，以最虔誠的態度和最莊嚴的儀式向上天求雨，不論是出於迷信，或者其動機是維繫人心，最低限度表示了事情並未絕望。希望就產生於這種人為的奮鬥之中。他的掙扎，他的自我責備，以及他對臣僚所作的愛民的訓示，都可以安慰困窘中的人心，有如一服清涼劑。他的政府一向認為精神的力量超過實際，因此他這次求雨即是做皇帝克盡厥職的最高表現。
最後，一場甘霖有如千軍萬馬，突然降臨到人間。最初是雨中帶雹，旋即轉為驟雨，稍停以後又是一陣驟雨，雨勢一直延續到第二天。這場雨發生在陽曆6月12日，距離皇帝徒步天壇求雨已將近一月，但是任何人也不敢妄議這不是聖心感動上蒼的結果。皇帝自己也當仁不讓，興高采烈地命令百官感謝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