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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你?我才不吃你呢——我是穆斯林!”我回敬道。�
我轉身走進臥室收拾我的東西,整個房間寂靜得可怕。我提著行李包出來後對朱先生說:“朱老闆,我的工錢。”�
他漲紅了臉,尷尬地從口袋裡摸出一疊鈔票給我數了五張四人頭。艾之琳站在一個角落不知所措,臉上是難以言傳混淆不清的神色。�
我接過錢說:“朱老闆,我一共幹了二十六天,本來四百三拾元就夠了,但沒想到浩仔那麼笨,我就收五百元不找了。”�
路過艾之琳身邊時我盯了她一眼,說了聲:“再見艾姐。”扭頭就拉開門走了。我突然想起該給楊排長打個電話就立即折返回去。�
“你,你還想幹什麼?”朱光輝冷冷地問。�
“打個電話可以吧,市內電話。”我盯著他,他朝電話擺了一下頭。我就給楊排長撥通了,告訴他二十分鐘以後到“大拇指餐廳”見面。�
我掛了電話,出門時摸著浩仔的豬頭就象摸一隻皮球,盡乎猥褻地說:“你這腦袋裡裝的盡是豆腐碴子,真不愧是朱光輝的兒子呀!你真以為你聰明呀?還是省了家教費回老家去做幹部吧。——豎子不可教也!”�
我打了“計程車”直接趕到“大拇指快餐店”,遠遠地看見楊排長站在櫥窗前東張西望。他接過我的行李,吃驚地問:“你他媽的真的說不幹就不幹了?你脾氣還挺大的嘛!”�
“我到這裡是為了受剝削的,可也不是為了受那種人的剝削的。”我罵道,“走走,進去喝酒!我請客。今天我們要一醉方休不醉不散。”�
“是不是因為那個娘們?”他問。�
“不是,艾之琳是一個畸型社會畸型城市畸型家庭的畸型份子她是一隻幽禁在金漆鳥籠中的孤獨小鳥,她是個悲劇人物,是個犧牲品。我離開那裡主要是朱光輝和浩仔的原因。”我們坐在通體玻璃窗前。�
“那你以後怎麼辦?”他關切地問。�
“在深圳不能考慮三天以後的事情,因為飢餓總是在幾個小時以內發作,能撐就撐,不能撐就滾蛋。計劃沒有變化快!一路走一路瞧,愛怎麼著就怎麼著吧。我無所謂,不行就撤退,大不了來個新長征嘛,什麼計劃呀方案呀統統扔得遠遠的。”我神色黯然地說,一邊點了酒菜。�
“哎,我說你小子何苦呀?在內地坐辦公室多清閒的差事,卻跑過來遭這份洋罪。”他替我嘆息,“錢沒撈到反而落雙香港腳。”�
我苦笑之下喟然嘆息:“我現在終於發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三大優越性了。”�
“什麼優越性?”他用少許啤酒漱洗了杯子然後將其潑灑到地下。�
“一是穩定的收入,二是廉價的住房,三是昂貴的醫療保證,這三大優越性是不可比擬的。”�
“管他媽的什麼制,這個世界上就得講兩個字,權和錢!這兩樣你有一樣就是大爺,沒有你到那裡都只有裝孫子!”楊排長破口大罵。�
“楊排長,我最多在你那裡住上五六天,找到工作了就再混混,不行就撤退,深圳這個地方,我已經領教了。”我說。�
“五六天?那家給了你多少報酬?”他問。�
“五百塊,加上原來的三百塊,現在身上一共只有八百塊了,除了回家必需的路費三百塊,只有五百塊了,最多支撐七八天時間。”我說。�
“我們的寢室都住滿了,現在你只好和我擠一下了。”他為難地說。�
“沒關係,你別對任何人說。我晚上十二點以後回來睡,早上七點就走。”我說。�
“隨便你,反正一般我不亂跑。”�
“他媽的,我想給艾之琳打個電話。”�
“童子哥,你有莫搞錯?給她打?”他吃驚了。�
“別老是童子哥童子哥的,從現在起不準叫我童子哥了,我已經不是了。”我神秘兮兮地說。�
“什麼?你和那娘們那個了?難怪我那次發現她在注意你,炒你魷魚一點不冤枉!”他揶揄道。�
“她又不是朱光輝老婆!我問心無愧!她真不幸!”我嘆息。�
“來來來,管他媽那麼多,為了中國最後一個童子軍的滅亡,乾杯!”他舉起酒杯嚷道。�
楊排長要趕回酒樓上晚班,我就只好告辭了,我讓他帶走了我的行李後獨自躑躅於街頭。我如孤魂野鬼如喪家之犬如行屍走肉,遊蕩了一轉,輾轉來到一處芳草萋萋的草坪,我坐了下來,望著高樓、車流、行人和霓虹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