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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分不清東西南北。我們在安理會空中封鎖利比亞的748號決議生效之日抵達的黎波里，深感烏雲壓城的氣氛。
清晨，我與潤哥及由突尼西亞趕來的阿文記者小拱驅車趕赴的黎波里機場，採訪空中封鎖頭一天的反應。為避免保安人員注意，我將掛在脖子上的尼康F3緊貼到肚皮上，裝出漫不經心的樣子，暗中偷拍了張機場外景。走進機場候機大廳，國際候機廳冷冷清清，所有的航班起降顯示牌全是空白。利比亞航空公司飛往羅馬、開羅、蘇伊士的航班全被攔截。到問詢處打聽能否乘飛機回開羅，回答是：“要麼坐般到馬耳他轉飛機，要麼開車到突尼西亞吉爾巴島換船。”
我發現一位穿阿拉伯傳統服裝的婦女帶著兩個孩子呆坐在候機廳一角，便湊上前去搭訕，稱讚孩子長得美。博得好感後，端起裝24毫米廣角的尼康F3連拍了兩張。可還沒等相機馬達嘯音散去，一隻熊掌般的大手抓住了我的左肩，連拉帶拽地將我推進牆邊的一扇小門，我只看到潤哥和小拱兩張扭曲的白臉一閃便消失在門口。
我被兩個彪形大漢按在牆上，脖子上的相機已被奪去，任我拼命蹦跳掙扎，放聲用阿文大喊：“我是中國記者！”可就是無人理睬。我像條被釘在門板上的鱔魚，明知反抗無用可還是不停地掙扎。直到過了一刻鐘，一位西裝男子走進來歸還我相機，我才安靜下來。相機完整無損，可裡面的膠捲已被曝光。我被簡明扼要地告知：“立即離開機場。”
返回我居住的中國大使館，一肚子怨氣沒處撒。我的老闆、新華社攝影部主任說過的一句話總在我耳邊炸響：“永遠別跟我解釋為什麼沒拍到、為什麼沒拍好。我只問你要新華社傳真照片。”
次日清晨，阿文記者小拱說利比亞新聞部要求攝影記者馬上到海門飯店集合。我撒腿就往樓外跑，不小心正踏在一根廢鋼筋上，只感到右腿一麻。低頭看時，斷鋼筋刺穿彪馬運動鞋幫，直抵右腳腕，血流如注。我從攝影包上扯下一段膠布，先纏腳後纏鞋，單腿蹦著上了車，小拱問扎得怎麼樣，我硬挺著說沒事。
急急忙忙趕到海門飯店，可什麼人也沒有。大堂裡小個子路透社攝影記者哈米正一人半躺在沙發上，我問他是否拍了什麼好照片，他說拍個屁。哈米是突尼西亞人，說一口漂亮的阿拉伯語和法語，他說我可以無償使用他設在海門飯店1345房間的暗室。哈米曾要求拍攝機場、海港和使館區，可答覆是沒有討論的餘地。他朝我撇嘴、聳肩、瞪眼：“咱們幹什麼來了？”當他聽說我昨天在機場被曝光後哈哈大笑：“把膠捲裁短些，每卷五張。”
一直耗到中午，新聞部的一位官員才將我和開羅電視臺駐利比亞的記者塞進一輛舊賓士，直駛一個不知名的自由市場。這個市場足有一個足球場大，攤上擺著菜花、生菜、洋蔥、土豆、西紅柿和比拳頭還大的大蒜頭等蔬菜。由於貨多人少，商品顯得格外豐富。我對站在身旁的陪同說：“封鎖沒給利比亞人民造成困難。”他挺胸點頭連稱：“正是”。這時，一個老頭子風風火火地撲過來：“中國人，中國襯衫好，洗完了沒褶子。”邊說邊伸出利比亞傳統馬甲下的白的確良襯衣底邊讓我摸。引得一幫外國記者圍著我看熱鬧，其中一個小鬍子喊我“新華”，我見他眼熟，可怎麼也想不起來在那兒見過他。可這傢伙還讓我使勁想，直到我痛苦了半天，仍毫無希望才一語道破：“在巴格達，你用過我的底片傳真機。”我這才恍然大悟，他是法新社的攝影記者拉比。海灣戰爭結束後，我們曾一起採訪過伊拉克政府軍鎮壓庫爾德叛亂，想不到今天在利比亞又久別重逢。
拉比的熱情絲毫不減當年，拉拉扯扯地把我引薦給美聯社攝影記者尤瑟夫，還有我早上剛認識的路透社的哈米。
男人們聚在一起，其破壞力量按幾何級數增長。以追逐熱點新聞為生命、頻頻與死神接吻的攝影記者尤好爭強鬥狠。
當下眾人起著哄要求多拍些地方，法新社拉比被推舉為代表去與利比亞人交涉，但任憑他巧舌如簧，還是毫無結果。
我預料這幫好漢們已經黔驢技窮，於是獨自返回中國大使館另闢蹊徑。司機王小立見我空手而歸、神色黯然，問我是否願意陪他去各國使館送檔案，說不定能“逮”個一張半張的，我想也沒想就跟他上了車。
我們直奔俄羅斯使館，三輛被砸毀的外交車還歪在俄羅斯使館門前，這是10天前抗議俄國支援空中封鎖利比亞的人們的“傑作”。我隔著車窗哆哆嗦嗦地連按兩張，王小立瞥了神色慌張的我一眼，壯著膽說：“沒事兒。”
我們徑直開進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