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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囚徒。
採訪結束,我走上前用英語問卡扎菲上校能否與他合影,他寬宏地仰天大笑,拉住我讓我緊靠在他左邊,我的右手與卡扎菲上校的左手十指交叉,緊緊握在一起。我就勢掏出筆記本請上校為我簽名,上校從桌上摸起一支大紅“斑馬”簽字筆,揮灑出一片紅色的阿文:“謹表敬意。穆阿邁爾·卡扎菲。”
他用左手將簽名遞給我,用右手拍著我的肩膀用英語說:“你可以賣100萬。”言罷又哈哈大笑,我亦跟著開懷大笑起來。
卡扎菲上校將我們送出帳篷,中午與我們同機而來的黑面板少女正和其他五位同樣的黑面板少女一起坐在草坪上,見我們走出來,便一起哈哈大笑,我搶上前挽住她的胳膊合了張影。放眼四望,我在尋找另一位同機而來的金髮旅伴,可惜枯草莽莽,一無所有。就在我們鑽進大賓士離去之際,我突然發現她正站在夕陽裡,滿頭金髮隨著撒哈拉的狂風上下飛舞,還是那身退色的牛仔套裝,只是上衣脫去,露出柳腰間銀光閃爍的手槍來。可陪同制止我照相,我一萬個不願意地將相機塞回包裡。
黃昏,我們的總統專機從班加西機場直衝藍天。我平躺在專機惟一的一張沙發床上,想象卡扎菲上校躺在這裡的情景,耳邊迴盪著紅袍愷撒的一句名言:“我來了,我看見了,我贏了!”窗外是波濤洶湧的錫爾特灣,遠方,殘陽如血。
第2節 “非法入境”的前前後後
(一)
1992年6月22日,路透社、法新社等世界重要新聞機構同時播發了一條足以斷送我前程的電訊:“新華社記者唐師曾駕吉普車自西奈非法闖入加沙地帶,以色列南方軍區追捕數小時後將其拘押。”以色列電臺的新聞廣播使我臭名遠揚,繼而是多米諾骨牌式的訛傳——《以色列訊息報》、《約旦時報》、《埃及華夫脫報》……遠東的港澳報刊也一哄而起,可抓住一個敢在加沙折騰的中國倒黴蛋了,就連中國大陸的某大報也捲了進去。眨眼間,我成了駕MIG一25飛往函館的別連科,或是從天降落在紅場的魯斯特。
令我啼笑皆非的是,就在我的新聞同行繪聲繪色描繪我在以軍槍口下的種種狼狽之時,我卻在特拉維夫陽光明楣的哈美利茲大道為沙米爾拍照。當這張新華社特拉維夫傳真照片被《大公報》採用時,《星島日報》還在做“大陸記者非法入境,以色列軍隊窮追數小時”的文章。到這個時候,我才恍然大悟,為何那天在我吉普車頂上盤旋的“眼鏡蛇”武裝直升機帶著“陶”式反坦克導彈;而迎面擋住我去路的那輛M113裝甲車上的7。62毫米機槍在瞄著我的腦殼。
(二)
我本應早些時候由開羅動身前往大選在即的以色列、可種種繁文縟節直耗到6月2一日中午才開亮最後一盞綠燈。當我駕車渡過蘇伊士運河,橫穿整個西奈半島駛抵埃以邊境對,已是晚上9點。埃及邊防軍不許我靠近,命令我折回55公里以外的阿里什去住旅館。可我一想到孤身摸黑橫穿沙漠,總有點不寒而慄,多虧一位名叫埃爾桑的埃軍準慰,破例讓我將車停在哨所的燈影裡,我感激涕零地掏出紅茶,香菸、清涼油分給弟兄們,說盡我所會的所有表示感謝的阿文單詞後才鑽進吉普車後座的睡袋裡。
我開的是輛1991年款的豐田陸地巡洋艦,廣東人稱之為“沙漠王”。線型排列6缸4500毫升“3F”汽油發動機和沙漠色的防熱漆,是專門為海灣產油國設計的,其公路水平速度可達180公里/小時,負重爬30度陡坡,超“賓士260”如探囊取物,更不用說沙漠越野了,我曾讓它的前輪爬到胡夫金字塔的基座上。從紅海到地中海,我駕著“無言的戰友”跑遍整個埃及,我管它叫“長腿沙漠跳鼠”。我說過我嗜吉普如命,駕校學的是吉普、追大熊貓坐的是吉普、青藏高原探險開的是吉普、海灣戰爭在返安曼一巴格達的還是吉普。我喜歡開吉普一人遠行,任意在沙漠上馳騁,尋找漢尼拔、巴頓、隆美爾、巴列夫們鏖兵的遺蹟,縮在吉普車裡露宿。
入夜,沉重的喀新風捲來上萬只伊蚊,吹著“軍號”向我輪番進攻,害得我將清涼油通體塗遍,權當驅蚊劑。剛剛入夢,又被值勤的埃及哨兵弄醒,讓我分享滾燙的煮紅茶,從此再也沒睡踏實。接連不斷的噩夢、驅趕不走的蚊群的尖嘯猶如當年的“飛毛腿”警報一般徹夜不停。
在邊境熬過一個難眠的仲夏夜,已是22日凌晨,離以色列大選還有24小時,可我還未踏上以色列國土。和埃及邊防軍擠在一起啃阿拉伯大餅,遠眺沙漠旭日冉冉升起,景緻雖好可味同嚼蠟,心急如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