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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他的生命。
1990年我在海拔5000米～6860米的可可西里無人區探險，開吉普住帳篷，持續半年的高寒、缺氧、強輻射使我患了右心室肥大紅細胞增多症。長期沒有新鮮蔬菜，嘴唇裂開一道道血口，高高腫起，腦袋由於缺氧幾乎炸裂，幾次想一頭撞死。
在我覓死不成的昏睡中，始終照顧我並和我同宿一頂簡易帳篷達半年之久的《民族畫報》攝影記者凌風，就是位短小精悍的北大師兄。他畢業於中文系77級，卻有一手修手錶修相機的絕技，探險隊許多精密儀器都被他妙手回春。
在野外這可是頭等求生技能。這位學兄不僅修機器而且修人，正是他鼓勵我為他太太、北大師姐任幼強主編的《世界博覽》寫些親歷，由此我的北大圈子越滾越大，由中東而北美，到現在都未能住手。
15年前我離開北大時眉清目秀侃侃而談滿臉燦爛，現在是委靡不振滿嘴粗話，一聽見警報聲就想臥倒。開羅和平醫院說我患了戰爭持續緊張壓力綜合症，也許等上十年八年，也許終生恢復不了。儘管我右腿肌肉萎縮，可無礙我馬奔雀躍地四處亂跑，去年還一人開車環繞美國。技物系學長鄧樸方送我個獎盃，上寫：“師曾校友，老弟可畏。”我猜想當時自己一定猙獰可怕，窮兇極惡。人過七十古來稀，即使以活70年計，也不過25550天，少得讓人害怕。人生總有一死，無法控制生命的長度，可讀書走路可以體驗人生的深度和厚度。為此我探險同時珍愛生命，打針吃藥頑強地活著。
1994年“一二·九”，北大團委書記王登峰把我弄到辦公樓給學弟們講述我的故事。站在司徒雷登訓過話的地方指手畫腳，我一派胡言不敢正坐。北大獨有的教育體制幫我辨認出自己潛在的個性並得以發展，科學讓我受益，民主給我希望。每當遭受挫折心情不佳，我都會哭喪著驢臉躲回北大，狂奔一番、大哭一場，看看和我一樣的北大同類。
民主、科學、自由、容忍，再勇敢誠實地面對人生。
全書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