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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杯黃湯落肚，我總是產生我是卡帕轉世的錯覺，彷彿我真的經歷過卡帕經歷的一切，連身上的臭汗也帶著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點千真萬確，我們倆都在18歲進了名牌大學政治系，同樣狹隘自負，堅信只有相機才能記錄歷史。
三
1983年北大畢業，家住美國加州的二伯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毫不猶豫他說：“給我買臺好相機！”以後，我揹著這臺相機在中國政法大學教了四年學生。校長江平、黨委書記解戰原看在校友面上對我照顧良多，而在校刊上不斷刊登我照片的編輯正是同年從北大分來的校友查海生，以後才知道他就是著名詩人海子，1989年在山海關臥軌殉詩。
扭轉我教書生涯的是我和海子的同學，也是同一年從北大分到政法大學教書的沈紅，她對我“痴迷的攝影癖”大加讚賞，建議我去投考新華社攝影部。與此同時，我考中了《中國青年報）國際部。當時該報正籌辦《青年參考》，負責這件事的段若石正是比我高兩級的師兄，同一個系的學生主考，我自然在應試者中穩拔頭籌。但我最終放棄了《中國青年報》，因為我更想當“橫行世界”的攝影記者。我的同學穆曉楓當校學生會秘書長時，我給他當過記者，由於痴迷攝影居然還當選為校學生會優秀幹部。他與我同學四年，堅信我有從事新聞事業的勇敢誠實，而且生來一張直腸子驢才有的大嘴，最適合去新華社。
新華社攝影部一大幫正副主任中至少有三位北大畢業生，先民主後科學，最終面試猶如王八瞅綠豆。一位姓謝的副主任還隨手送我一隻三條腿的泥蛤蟆，意在勉勵。主任徐佑珠則一再把我投放到災難、探險、暴亂乃至戰火之中。
我以行動敏捷不畏刀劍日夜工作獨家新聞而屢受社長褒獎。後來才發現社長郭超人竟是《精神的魅力》中“順”走北大一把鑰匙的北大學長。此後徒步長城、可可西里探險、秦嶺追熊貓、神農架找野人處處離不開北大前輩。
1990年12月，海灣戰爭一觸即發之際，我單槍匹馬經伊斯坦布林、安曼闖入巴格達。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神態凝重，正在屋頂上畫五星紅旗以防挨炸，對我的貿然前來並不歡迎。我能理解這位北大東語系高材生的心情，他必須為在伊拉克的每個中國人的生命負責。海灣危機以來，鄭大使已組織上萬人馬經約旦回國，而我卻逆人流而入給大使添亂。我現在仍儲存著一張攝自巴格達西北魯特巴的照片，一個直徑十多米的大彈坑旁，站著大使鄭達庸、武官曹彭齡（東語系畢業）、武官助理李天天（法律系畢業）。
曹彭齡將軍不僅北大畢業，還是北大世家，其父曹靖華當過北大俄語系主任。將軍雖為武人，可著作頗豐，這也許是家學淵源所致吧。戰爭中曹武官對我處處照顧，源於北大民主科學教育傳統，我們關於戰爭態勢的分析也較為一致，忘年的管鮑之交至今令我心醉。
戰時跨國界流動採訪，除人地生疏語言障礙外，戰時法規、新聞審查、散兵流彈都會使孤身一人的記者陷入災難。
在挨炸的巴格達拉希德飯店，我與另一位北大校友、日本記者河野徹不期而遇。河野是日本共同社國際部記者，早稻田政治系畢業後在北大進修中文，1989年在北京與我一起工作過。從此，整個戰爭期間我們生死與共，同行同止，分享新聞線索，直到他奉調去科威特。那天在約旦一家小酒館，河野含淚把一大包止血繃帶和美軍戰場急救用品塞給我，酒氣沖天珠淚滿面：“剩下你一個人千萬別太猛。要多想！鋼盔、防彈衣、防毒面具要隨身帶。要活著！活著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見面呀！”
四
和平中的生命有時比在戰爭中更脆弱，許多比我年輕為學弟學妹不幸先我而去。我採訪過的生物系81級曾周是在秦嶺研究大熊貓時摔死的，是他家的獨子，佛坪饅頭山下有他的碑。十年前地理系柴慶豐勇鬥歹徒，被流氓一粒氣槍子彈擊中大腦暴亡，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代局長劉鎮山、刑偵處長張良基率一幫警察追到天津，才把歹徒緝拿歸案。
以後道聽途說知道舒春死在新加坡、遊進死在四川、戈麥自沉萬泉河、駱一禾在行進中倒斃……這還不算因癌症病逝的溫傑，他是我北京十三中的同學，後進北大，是中文系81級的學生。與我同年分到中國政法大學教書的名詩人海子在山海關臥軌殉詩。國政系80級比我晚一年分到政法大學國際政治教研室的學弟樸京一，徑直地爬上教學樓頂，跳了下去……一位學兄稱北大那片園子裡出來的人智慧而脆弱，一點呼喚可以使他飛揚，一點漠視便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