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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傳統的數學方法來量化考察,即是“模糊”。模糊思維的特徵就是承認思維的模糊性,它遵循“亦此亦彼”的模糊邏輯,突破傳統邏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界限,為人們解決模糊事物中間的問題開拓了廣闊天地。
紀昀這條建議的提出,考慮了太多的把不準的複雜因素,於是他寧願答非所問地模糊它一下,收到了“非模糊”參謀不會有的好效果。
當然,模糊之法不可濫用。嚴格地說,模糊參謀法乃是一種特殊情況下的不得已而為之,如果不需要模糊的時候也來模糊它一下,就會弄巧成拙,失去了應有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模糊參謀不等同於模稜兩可。參謀的看法、見解都應該包含在模糊語言之中,並且有可能被對方正確理解,不至於產生歧義。紀昀的一番話貌似文不對題,含含糊糊,其實他真正贊成什麼,反對什麼是很清楚的,紀昀早已算定他的參謀物件能悟出來。
要學會激流勇退
都說職場如戰場,不錯,職場就是戰場,身在職場中,就應該遵循一些做領導的“規則”:居安思危、激流勇退……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
越王滅吳以後,越王勾踐循吳王夫差故轍北進,大會諸侯于徐州,一時號稱霸主。勾踐的霸業,與范蠡、文種的忠心效勞、協力深謀是分不開的。徐州會盟後,范蠡便擔任了上將軍這個最高軍事指揮職務。范蠡覺得自己的地位太高了,大名之下,不宜久留,於是班師回國後,向勾踐寫了一封辭職書說:“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當年主公在會稽受辱,我沒有殉國,是為了滅吳報仇,今既已雪恥,我請求接受在會稽時應得的懲罰。”勾踐看了范蠡的辭職書,先安慰他說:“回去後,我把越國分給你一半。”接著又威脅范蠡說:“如果不聽我的話,就殺掉你。”范蠡心裡想:“你按你的權力行事,我按我的意願行事。”晚上,范蠡收拾了細軟珠玉,帶著家眷和隨從人員,不辭而別,乘船飄海而走,再也沒回來。
范蠡乘船經五湖(今太湖)入海,到達齊國後,立即派人給在越國擔任相國的文種送去一封信。范蠡和文種都是楚國人,年輕時就是好友,後來兩人都到了越國,在勾踐手下共事幾十年,互相支援幫助,感情更加深厚。范蠡在信中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這個人可以共同患難,不能共同安樂,你為什麼還不離開呢?”文種看了信以後,內心很矛盾,他捨不得相國這個高官厚祿,認為勾踐對他這樣功高望重的老臣不會有什麼猜忌;同時又覺得范蠡的警告也不是沒有道理。這時有人在勾踐面前進讒言,誣告文種要作亂。原來,勾踐在報了會稽之仇,並完成霸業之後,就開始妒忌和畏懼文種的才能,他聽到讒言後,認為正好有理可誅,便隨函賜給文種一把利劍。文種接過劍,只見勾踐信中寫道:“你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只用其中三種就滅了吳國,還有四種你掌握著,請你用那四種到地下去為我先王效勞吧!”文種長嘆一聲說:“真後悔沒聽范蠡的話。”於是引劍自殺。
范蠡到齊國定居後,改名換姓,自稱鴟夷子皮,在海邊開荒種地。全家勤勞耕作,齊心經營自家產業,沒有幾年,他家財聚積幾十萬,成為當地有名的鉅富。齊國國君聽說他很有才能,就任命他為相。范蠡感慨地說:“我在家從事生產能夠積攢千金,做官能夠做到上卿相這樣的高位,本來是平民百姓的我,算是達到頂點了。久受尊名,這對自己並沒有好處。”於是他把相印交給齊君,又把自己的財產全部分給好友和鄉里人,只帶著少量貴重珍寶,和家裡人默默地離開這個熟悉的地方,走向另一個陌生的地方。范蠡帶著全家到了陶(今山東定陶北),他認為這裡交通方便,位置適中,便於客商雲集,可以謀生致富,於是又更名換姓,自稱陶朱公,在這裡定居下來。范蠡父子辛勤耕種田地,飼養牲畜,從事商業活動,生意興隆。幾年之間,又積累了百萬家財,成為天下鉅富。
范蠡三遷,每次都有榮名,而他成名於天下,正是他居安思危,激流勇退,善於把握時機,勤苦自勵,創造條件,不貪圖功名利祿的結果。
當差時必須厚臉辦事
在我們的生活中,歷來只有“事不過三”之說,可大多數人都不相信,官場偏無“事不過三”之說,這就是厚臉當差,厚臉辦事。只有如此,你才能在官場中立於不敗之地。
為了說明這個道理,下面的一個歷史故事,看後你定會獲益匪淺。
“安史之亂”時,安定唐朝江山的功臣中,郭子儀當居第一。由於他功勞太大,唐玄宗身後的幾任皇帝把他罷免了又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