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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中葉，朝野官吏貪賄、舞弊之風漸盛。兩江總督噶禮更是虎噬狼貪。張伯行蒞任江蘇巡撫，即釋出檄文，嚴禁屬員饋送。並明確指出：“一黍一銖，盡民脂膏。寬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賜；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汙。雖曰交際之常，於禮不廢；試思儀文之具，此物何來？本都院既冰櫱盟心，各司道亦激揚同志；務期苞苴永杜，庶幾風化日隆”。他還虛心延訪地方利弊，並要求所屬人民，對於一切利弊，“勿吝忠告”。
康熙五十年秋，蘇省鄉試，副主考趙晉與提調馬逸姿，內外勾通、大肆舞弊，總督噶禮也受賄於科場。榜發，蘇州士子譁然，千餘人抬財神入文廟，供奉明倫堂。康熙帝遣戶部尚書張鵬翮，會同總督噶禮、巡撫張伯行，安徽巡撫梁世勳共審此案。因事涉噶禮從中受賄索銀五十萬兩，審訊月餘不得定案。對此，張伯行異常憤慨。次年正月，不顧身家性命，上章彈劾噶禮的不法行徑，力主徹底清察科場案。噶禮密購張伯行疏稿，捏造事實，上章誣陷張伯行。審訊官員因懼怕噶禮權勢，皆附意於噶禮，致使案情趨於複雜，真情不得大白。康熙帝無奈，降旨：噶禮和張伯行俱解任，交審事大人一併審明。揚州百姓聞張伯行將解職，皆罷市、撤業，數千人圍集公館，哭聲震揚城。蘇州等郡，也相繼罷市。第二天，揚州士民又扶老攜幼至公館，拿水果蔬菜以獻伯行，伯行辭而不受。士民皆泣曰：“公在任，止飲江南一杯水；今將去，無卻子民一點兒心！”不得已，張伯行收下豆腐一塊、菜一束。隨之，“遠近饋餉者不絕”。四月，審訊完畢，張伯行回蘇州聽候結果。在路途中，揚州士民慮途中不可測，數萬人集江岸護送。至蘇州，張伯行暫寓楓橋，蘇州士民得知伯行至，皆雲集楓橋，“紛紛送果蔬不絕於揚城”。案審結果，張伯行應革職治罪，噶禮免議。康熙手批不準，降旨：張伯行留任，噶禮革職。聞此，江蘇士民歡聲如雷，皆寫紅幅於門旁曰：“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而福建全省士民，聞張伯行“解組，皆奔號呼籲”。
康熙五十二年，張伯行監科場考試，嚴格紀律，杜絕弊端，“士情大悅”。次年正月，他又奏準，免收商民落地稅，使商民免去無窮之累，城鎮商業愈加活躍。江蘇以前無書院，生徒無所容，他乃選府學中空地建紫陽書院。三月，書院落成，三吳及四方之聞風來學者，日眾。“一時士風丕變，鹹斂華就實，彬彬乎質有其文焉”。
張伯行任官，“操守極清”，從不貪圖享受、因公肥己，始終過著簡樸而清寒的生活。正如他自己所說：“臣雖歷官巡撫，而服食、起居未脫寒酸故態。”他歷官二十餘年，從未攜帶家眷。初到濟寧，隨行只四人；撫閩，二十餘人；撫吳，十三人。而當時一個官職不大的太守赴所任之地，往往隨從三百餘口，耗費甚大。張伯行官閩時，見衙署中帷幕皆錦繡、器皿悉金銀，奇怪地問屬吏是怎麼回事？屬吏對曰：“行戶協備，往例如此。”張伯行曰：“行戶即百姓，怎能拖累他們呢？況且寒素對我已成習慣，無需如此奢華。”於是令盡撤而去。官吳時，他事先就傳檄禁止陳設衙署。無錫縣送惠泉至，他以為是普通的水，接受下來了，後來得知此是用民船載送的，即不受。福建巡撫名下有自己支配的俸祿五十名額，江蘇巡撫名下有八十名額，皆前任以給家丁者。張伯行到任，不因此肥己。他說：“我家丁無幾，又莊農不諳弓馬，何可冒靡國餉。”於是，悉另募壯丁補之。他任官期間，日用所需蔬菜米麥、寸絲尺布以至研麥之磨石、拉磨之牛，都從河南家鄉運載至官。
做上司當不取民一錢。
做好領導的六件事
當領導的就要為了公利要不惜“心黑”。因為只有“心黑”，才能夠有力地阻止私心的蔓延。《郁離子》中說，“蓋以殺止殺，聖人之不得已”，意思是說，對於那些危害百姓的惡人必須予以嚴厲的殺戮。因此，出於公利而以殺止殺是領導者不得以而為之。確實，對於那些險惡的敵人必須採取毫不留情的手段予以頑強地抗爭。所以，以殺止殺，看似沒有道理，其實特別符合領導的辯證之法，但並不是說以殺止殺，要一味野蠻。所以，古人也多次告誡從政者不可隨便使用暴力，並指出使用暴力的前提在於“以刑止刑”。因為表面的殘忍，實際上只是為了制止社會的混亂，殺人的目的本身是仁慈的，才能使用殘忍的暴力。必須牢記為人、處世、做官均藝術也，智慧也。掌握了黑臉白臉術當能屈能伸，能柔能剛，亦寬亦嚴，亦恩亦威。因此，對待下屬既要有軟的一面，也要有硬的一面。只有恩威並用，才能真正樹立大正的官威。中國古書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