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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功名。
富人與窮人皆要依靠
在歷史上,曾經有這樣一種稅,即火耗,即是耗羨,明朝時就存在,它是指在正常徵收錢糧賦稅的基礎上,另外再加收一定比例的銀兩,類似今日的附加稅。徵收火耗的權力歸地方當局,支配也歸地方,比例各地不一,有輕有重,發展到後來是隻多不少,愈來愈重。
低俸祿制度和封建官僚制度決定了地方官僚們必然在火耗上打算盤,以此彌補官府巨大的花銷及維持官員的糜爛生活。吏治隨火耗的不斷增多而日益敗壞。
康熙在十七年時,曾下令不許地方徵收火耗,並信誓旦旦地以“革職”做威脅。
但當浙閩總督興永朝奏稱說,如果官員不徵收火耗的話,那日子實在沒法過了。康熙聽後又大發憐憫之心,表示同意徵收。
康熙既然不能全力取締火耗,又在名義上禁止徵收。這種半推半就的法律狀態,決定了下級官僚只會是得寸進尺、濫徵不已。
因為火耗關乎官僚個人腰包,自然徵收起來要積極主動,興趣盎然。由此,官員們對國家錢糧的徵收就不甚積極了。
發展到後來,地方甚至把收來的錢糧私自挪作它用,不上交國庫。
如此下去,註定是肥了地方官員,而窮了國家。國庫空虛,甚至於入不敷出。
康熙除了不時對天下小民減稅,以表皇恩浩蕩的善舉之外,對富戶紳衿也是多加照顧,恩愛有加。
大概康熙是相信“藏富於民”比“藏富於國”更好;否則,很難理解他的許多經濟政策。康熙對富戶的大肆積累並不予以限制;相反,還給了他們許多的特權,積極保護富戶。
康熙曾責備江蘇巡撫張伯行對富民太苛刻,大概是因為在江蘇所徵收的稅款太多,損害了富戶的利益。與康熙一代“寬仁”的美名相悖。
康熙說,在地方上如果有很多有錢人的話,那實在是一個國家的幸福(似乎也很有道理),其不與民爭利的思想可謂根深蒂固。
清朝政府允許紳宦士人在名義上可稱為“儒戶”或“宦戶”。並且給予了許多相關的“優惠政策”。主要是讓他們有一定的免於徭役的權利。
紳宦本來在地方就有相當的威望及權力,再有上面的恩准,自然會飛揚跋扈。他們與地方官吏相勾結,想盡辦法將身上本應承擔的賦役都轉嫁到平民的身上。
賦役不均的狀況造成整個社會的明顯分化。富戶愈富,窮者愈窮。貧苦農民受到地主與封建政府的雙層剝削,苦不堪言。
從立意上講,康熙無可厚非。但是,政策執行起來卻是日益變樣。不知英明如康熙者,居然沒有考慮到“儒戶”、“宦戶”們會得寸進尺,慾壑難填?
到康熙末年,一些規模不大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群眾性的秘密結社在許多地方開展活動。社會矛盾正在不斷激化。
另外,富戶愈富的必然結果是:財富高度集中,對平民的剝削加劇,地方勢力重新抬頭。
今天,我們已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代,我們的目標是消除貧窮,消除落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所以,對那些有悖於共同富裕的思想要提早更新。
胡蘿蔔加大棒的管理術中國曆代帝王對人治之術最有心計的,莫過於恩威並施、剛柔相加的政策,也就是所謂的“胡羅卜加大棒”的政策。曾國藩對下屬所採取的就是這種方法。
曾國藩部下的將領陳國端惡鬥、凌辱部下、譏諷上司,曾國藩就採用了恩威並施的方法訓誡他。一方面,曾國藩採用了威懾之法,他指出奉檄往調,務必要服從命令。“凡是增添兵勇,支應糧餉,都應當先彙報經批准後再執行,不能擅自作主。要漸漸養成名將的氣量,挽回過去留下的惡名,這就是我說的不能違抗命令。你如果能細心領會,等軍務稍松的時候,你來見我時,我再詳細認真地給你分析利弊,一定會對你有利,也對時局有利,能把你塑造成一代名將,也是我的一項功勞。如果你不能細心領會,我也有幾句話,請你必須遵從,第一條你所部的八千士,一定要大量裁減,最多不能超過三千人,以免因收編散兵遊勇過多,引起飢餓而發生變亂;第二條,你軍與淮軍及英康營等軍隊,一年之內,不準駐紮在同一地方;第三條,你的官銜應去掉欽差兩字,各省的糧餉,都歸河南糧臺轉發,不准你另立門戶,獨樹一幟。希望你逐條回覆我,我再憑你的彙報奏報朝廷,至於所說的譭譽的那些話,誰真誰假,也希望你逐條彙報。批評你的話是假的,你儘可以分辨,真的也應當承認,大丈夫光明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