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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患難易而共富貴者難縱觀中國封建歷史，君臣一起打天下時，大臣們越能幹就越能得到君主的欣賞和重用，一旦天下平定後，能幹的優點就會變成獨斷專行的同義詞，就會令皇上不能容忍，如前面提到的李善長、胡惟庸就是類似的例子。特別是那些與皇上一起謀權篡位的功臣宿將，皇帝的一切機密他們都知曉，如果事成之後不及時退身歸隱，就會令皇上寢食不安。因為他們雖然是皇帝謀天下的心腹，卻也同樣是皇帝坐天下的隱患，所以必須除去方可心安。清朝雍正皇帝就是如此。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後，四皇子胤在激烈的皇位爭奪中，外面依靠川陝總督年羹堯，廷內依靠理藩院尚書兼步軍統領在宮中侍奉康熙的隆科多，一舉奪取皇位。雍正登位以後，年羹堯和隆科多沒有及時退隱，而是在雍正不斷給他們加官晉爵聲中昏昏然，以為雍正只能依靠他們，不會加害他們。誰知，正當他們位極人臣之際，雍正一紙詔書，先將已加封為撫遠大將軍的年羹堯收入獄中，此時距雍正登基僅僅三年不到，不久又以九十二大罪賜年羹堯在獄中自盡。接著又輪到了隆科多，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隆科多以大不敬之罪五等、凡四十一款，被永遠禁錮，次年就死於禁中。雍正上臺後所以迫不及待地殺死年羹堯和隆科多，就因為他自己上臺的秘密全在他們手裡，一日不除去他們，雍正心中就一日不安。如果年羹堯和隆科多能及早歸隱，雍正或許還能放他們一馬，但他們沉浸在加官晉爵的紅燈綠酒之中，有點兒忘乎所以了，結果又重蹈前人覆轍，這也是他們貪戀官爵的結果。
明太祖朱元璋在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過程中，對某些地區的豪強地主也進行了打擊。在統一全國後，就賜予功臣宿將大量的土地，但這批新貴並不以此為滿足，又透過各種非法手段，兼併掠奪土地，仗著自己開國功高，驕橫放縱，多行不法。這班新地主階級就漸漸和中央皇權產生了矛盾。
做好領導第三件事：棒與殺（4）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在鎮壓胡惟庸集團的同時，凡被認為對明王朝有危險的文武大臣，都被羅織罪狀，加上胡黨的罪名，處以死刑。胡惟庸最初的罪狀是“擅權枉法”，之後，隨著朱元璋翦除異己、鎮壓反對派的需要，又製造所謂通倭寇、叛逆等罪。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又發展到曾串通李善長謀反，又進行了一次大屠殺。胡案十年間，牽連被殺的公侯、大將、文臣達二十餘人，合計殺了三萬多人。成為明初第一大獄。
胡案以後，朱元璋又以謀反的罪名誅殺大將軍藍玉，並抄斬三族。平時和藍玉關係密切的將臣，都被定為逆黨，抄家滅族。這個案件共殺了一萬五千人，把軍中的驍勇將領差不多殺了個乾淨。
除胡藍兩大獄外，朱元璋又常以某罪名對某個開國功臣或賜死，或鞭死，或砍頭。連替朱元璋出生入死、功勳卓著的徐達也沒能倖免。
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屠殺功臣最厲害的要算朱元璋，他殺功臣手段之狠，連他最崇拜的老鄉劉邦也望塵莫及，的確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朱元璋數以萬計地屠殺元勳宿將，冀圖保證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嫡長承襲制度，以維護未來嗣君。但由於功臣武將幾乎被誅殺殆盡，因而軍權已完全落在藩王之手，不久皇室內部矛盾表面化，終於爆發了“靖難之役”，建文帝無戰功顯赫的武將可資調遣，亦無老謀深算的文臣可用，最後城破自焚而亡。
作為明代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有很多獨創性的措施，他奠定了明代近三百年統治的政治與經濟基礎，對於鞏固和發展中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有過貢獻。他的功績在於統一全國，使人民能夠過和平安定的生活，在於能夠接受歷史教訓，大力鼓勵農業生產，興修水利；在於解放奴隸，增加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在於保護商業，繁榮了市場；在於嚴懲貪官汙吏；在於不信符端，不求長生，講究節儉等等，這些措施都是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有利於社會的進步，是應該肯定的。但他的缺點也很多，這個曾被封建地主階級視為“盜賊”的人，時時擔心著江山鞏固問題，故使他“憂危積心”。為此，他對官僚機構、軍隊組織不斷進行改造，大肆屠殺功臣。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這必定是封建君王們奉行的不可告人的秘訣。在今天看來，實在是犯下滔天大罪。如果你是領導者，功成名就之時，切不可效仿古代帝王。須知，沒有那些功臣，就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