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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本在衛地，乃責魯失於防送，以境外之事責之主人。然則凡有使臣，皆當大具甲卒，衛入本國而後返乎？以此說《經》，恐非筆削之旨也。其所自信，在於以《經》解《經》。然說“刺公子買”一條，言魯無殺大夫者，惟此一事，則未檢《成公十六年》又刺公子偃也。其說“刺公子偃”一條，謂“刺”者非明正其罪而隱殺之之謂，則又未檢“刺買”一條《經》書“不卒戍，刺之”，《傳》亦稱“以不卒戍說於楚”，固明正其罪也。是亦難言以《經》說《經》矣。
△《春秋三傳同異考》·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陳琬撰。琬字寶崖，錢塘人。其書取三《傳》人名、地名相異及事之不同者，各著於篇。又辨別三《傳》義例得失，而斷以己意。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顧宗瑋撰。宗瑋字廷敬，吳江人。其書每一年為半頁，橫分十格：一曰周，二曰魯，三曰列國，四曰災異，五曰郊祀，六曰朝聘，七曰會盟，八曰征伐，九曰城築，十曰土田。各以《經》文散書其內，而《傳》文為《經》所不載者亦附見焉。據其《凡例》，尚有《三傳異同》一卷，《春秋通例》一卷，《春秋稽疑》一卷，《春秋參同》一卷，《春秋提要發明》一卷，《春秋圖譜》一卷，《春秋箋釋》一卷，《春秋餘論》一卷。今皆未見，蓋非完書也。
△《左繡》·三十卷（通行本）
國朝馮李驊、陸浩同編。李驊字天閒，錢塘人。浩字大瀛，定海人。是篇首載《讀左卮言》、《十二公時事圖說》、《春秋三變說》、《列國盛衰說》、《周十四王說》。書中分上、下二格，下格列杜預《經傳集解》及林堯叟《左傳解》。杜《解》悉依原文，林《解》則時多刪節。又摘取孔氏《正義》及國朝顧炎武《左傳補正》二書與杜氏有異同者，附於其後。別無新義。上格皆載李驊與浩評語，則竟以時文之法商榷經傳矣。
△《春秋剩義》·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麟撰。麟有《易經粹言》，已著錄。是編亦摘《經》文標題而各為之說。其論“春王正月”，以為夫子行夏之時，改周正朔，大端已失。其他亦皆陳因之論。
△《春秋義存錄》·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力破《春秋》一字褒貶之說，頗能掃《公》、《穀》拘例之失與宋儒深刻嚴酷之論，而矯枉過直，謂孔子全因舊史之文，然則所謂筆削者安在？所謂其義竊取者又安在？況《公羊》著不修《春秋》之文，《左氏》記河陽書狩之語，去聖未遠，必有所受。舉一二節可例其餘。乃謂除此數條之外，悉因魯國之成書。然則必如倪思之《班馬異同》字字著原本、改本，郭茂倩之《樂府詩集》篇篇分本詞入樂，而後信為孔子有所修改耶？其疑胡《傳》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經》解《經》之空談。而乃別出新奇，欲以孔子之言解《春秋》。凡一切子書、緯書所引，不問真偽，一概闌入，已為蕪雜。至於其文與《春秋》無關，如《莊公八年》“齊無知”一條引《坊記》曰：“子云：君不與同姓共車”一節，又引《文言傳》“積善之家”一節，注曰“按前條之義為齊僖言也，後條之義為齊襄言也”，似乎孔子一生無一語不因《春秋》而發者，有是理耶？至於《僖公二十年》“杞子卒”一條引《論語》“子曰：夏禮吾能言之”一節，以合於《左傳》夷禮之說，而又注“案杞稱子《左傳》以為《經》夷之，不若《谷》注時王所黜之說為善”，是並駁孔義矣。
全書大抵類是。是皆務高求勝之過也。
△《春秋筆削微旨》·二十六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紹攽撰。紹攽有《周易詳說》，已著錄。是編採《公》、《穀》二傳附會之說，與孫、胡諸家臆斷之論匯為一書，而更以己意穿鑿之。大旨惟以名字、月日為褒貶，而掊擊《左傳》尤力。其說謂《左氏》不過敘事，於《經》義毫無發明，不知有事蹟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褒貶。但據書字為褒矣，其所以褒之故，紹攽能研求其字而知之乎？但據書人為貶矣，其所以貶之故，紹攽能研求一人字而知之乎？如宰咺賵惠公仲子為貶，設無《左傳》，何由知仲子為妾而貶之？齊高子來為褒，設無《左傳》，何由知為高徯存魯而褒之？幸藉《傳》而知其事，又諱所自來，以《傳》為不足據，是何異迷途之人藉人為導，得途之後鞭其人而逐之乎？
△《春秋通論》·五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