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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輿圖》·一卷、《附錄》·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有《尚書質疑》，已著錄。是書以《春秋》列國諸事，比而為表：曰《時令》、曰《朔閏》、曰《長曆拾遺》、曰《疆域》、曰《爵姓存滅》、曰《列國地理犬牙相錯》、曰《都邑》、曰《山川》、曰《險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賞》、曰《田賦》、曰《吉禮》、曰《凶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嘉禮》、曰《王跡拾遺》、曰《魯政下逮》、曰《晉中軍》、曰《楚令尹》、曰《宋執政》、曰《鄭執政》、曰《爭盟》、曰《交兵》、曰《城築》、曰《四裔》、曰《天文》、曰《五刑》、曰《三傳異同》、曰《闕文》、曰《吞滅》、曰《亂賊》、曰《兵謀》、曰《引據》、曰《杜注正訛》、曰《人物》、曰《列女》。其《險要表》後附以《地形口號》，《五禮表》後附以《五禮源流口號》。《輿圖》則用朱字、墨字以分別古今地名。《附錄》則皆諸表序並表中所未及者，又為辨論以訂舊說之訛。凡百三十一篇。考宋程公說作《春秋分紀》，以《傳》文類聚區分，極為精密。刊版久佚，鈔本流傳亦罕。棟高蓋未見其書，故體例之間，往往互相出入。又表之為體，昉於《周譜》。旁行斜上，經緯成文，使參錯者歸於條貫。若其首尾一事，可以循次而書者，原可無庸立表。棟高事事表之，亦未免繁碎。至參以七言歌括，於著書之體亦乖。然條理詳明，考證典核，較公說書實為過之。其辨論諸篇，皆引據博洽，議論精確，多發前人所未發，亦非公說所可及。其《朔閏》一表，用杜預隱公元年正月起辛巳朔之說，與陳厚耀所推長曆退一閏者不合。蓋厚耀之書，棟高亦未之見，故稍有異同雲。
△《春秋識小錄》·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程廷祚撰。廷祚有《大易擇言》，已著錄。是書凡《春秋職官考略》三卷，《春秋地名辨異》三卷、《左傳人名辨異》三卷。其考職官，首為數國共有之官，次為一國自有之官。皆分列排纂，凡與《周禮》異同者一一根據《注》、《疏》為之辨證，頗為精核。末為《晉軍政始末表》，序晉軍八變之制，而詳列其將佐之名。又以御戎、戎右附表於後，亦皆整密。惟置諸國而獨詳晉，則未知其例云何也。其考地名，首為地同而名異，次為地異而名同。末為《晉書地理志證今》，以杜預注《左傳》，皆用晉代地名故也。其辨人名，自一人二名以逮一人八名者，皆匯列而分注之。大致與《春秋名號歸一圖》互相出入，而較為簡明。
雖似與《經》義無關，然讀《經》、讀《傳》者往往因官名、地名、人名之舛異，於當日之事蹟不能融會貫通。因於聖人之褒貶，不能推求詳盡。如胡安國之誤執季孫，橫生異論，毛奇齡之附會尹氏，牽合正經者，蓋有之矣。則廷祚是書，固讀《春秋》家所當知也。
△《左傳補註》·六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國朝惠棟撰。棟有《周易述》，已著錄。是書皆援引舊訓以補杜預《左傳集解》之遺，本所作《九經古義》之一。以先出別行，故《九經古義》刊本虛列其目而無書。目作四卷，此本實六卷，則後又有所增益也。其中最典確者，如《隱五年》“則公不射”，引《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及《國語》倚相之言，證旁引射蛟之誤（案此朱子之說，非杜注也，蓋因補杜而類及之）。《莊公十四年》“繩息媯”，引《呂覽》“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及《表記》鄭《注》“譽，繩也”，證杜注訓譽之由。《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於齊，禮也”，引《周書·糴匡解》“年儉穀不足，君親巡方，卿告糴”，證為古禮。《僖五年》“虞不臘矣”，引《太平御覽》舊注及《風俗通》、《月令章句》，證臘不始秦。《十年》“七輿大夫”，引王肅《詩傳》，證七當作五。《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引《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證固為人名。《二十七年》“夏書曰”，引《墨子·明鬼篇》，證《尚書》但有《夏書》、《商書》、《周書》，本無《虞書》。《文十八年》“在九刑不忘”，引《周書·嘗麥解》，證為刑書九篇。《宣二年》“以視於朝”，引《毛詩鹿鳴箋》、《儀禮·士昏禮注》，證“視”為正字，郭忠恕作“示”為誤。
《三年》“不逢不若，”引郭璞《爾雅注》作“禁御不若”，證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訛寫。《六年》“以盈其貫”，引《韓非子》“以我滿貫”，證“貫”
字。《成十六年》“徹七札焉”，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