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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蹟具《元史·儒學傳》。朋來之學恪守宋人，故《易》亦言《先天》、《後天》、《河圖》、《洛書》，《書》亦言《洪範》錯簡，《詩》亦不主《小序》，《春秋》亦不主三《傳》。蓋當時老師宿儒，相傳如是，門戶所限，弗敢尺寸逾也。
惠棟《九經古義》詆其論《大學》“親民”一條不知親新通用本馬鄭之解《金縢》為夏蟲之見；又詆其論“言乃讙”一條不考《史記·魯世家》所引《無逸》及裴駰《集解》所引鄭《注》，論《周禮·樂師》“皋”字與《大祝》“皋”字不考皋、告、皞三字相同，乃謂鄭氏先後異讀，均為妄下雌黃。蓋於古義、古音亦多所出入。然其書發明義理，論頗醇正，於《禮經》尤疏證明白。在宋學之中，亦可謂切實不支矣。寸有所長，固無妨錄備一家也。
△《十一經問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何異孫撰”，不著時代。考其第二卷中論《孟子》徹法、助法，稱大元官制承宋職田，則當為元人。第一卷中論《論語》“暮春者”，稱王稼村先生於杭州府學講此一章。稼村為王義山之號。義山，宋景定中進士，入元官江西儒學提舉。異孫及見其講經，則當在元初。故論《孟子》“恆心”、“恆產”一條，謂老儒猶讀“恆”為“常”，避宋真宗諱，今當讀“胡登反”。是宋亡未久之證也。所說凡《論語》、《孝經》、《孟子》、《大學》、《中庸》、《詩》、《書》、《周禮》、《儀禮》、《春秋三傳》、《禮記》十一經。其敘次先後，頗無倫理；又以《大學》、《中庸》各為一經，亦為杜撰：皆頗不可解。其書皆仿朱子《或問》之體，設為問答。《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大致用《章句集註》，而小有異同。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則以為箕子曾居其地，至今禮義教化與中州同，不可謂之為陋（案鄭汝諧《論語意原》已先有此說，異孫蓋與之暗合）。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則以為夏至；“君子不亮，惡乎執”，以“惡”字讀去聲：皆不為無理。至於“菉竹猗猗”，因毛《傳》“綠，木賊”之說，遂以切磋琢磨為用此草以治物；“父母惟其疾之憂”，謂孟武伯為人多憂，夫子寬以他事不必憂，惟當憂父母之疾；“雍也可使南面”，謂孔子之言為礙理；“人皆謂我毀明堂”：謂當時七國皆僣造明堂：則未免橫生異說。他若以《汲冢紀年》為淳于髡所作，謂《孝經》十八章次序為唐玄宗所定，尤鑿空無據矣。其餘說《詩》多據鄭玄《譜》，說《書》多據蔡沈《傳》，說三《禮》、三《傳》多撮舉註疏。然其間隨文生義，觸類旁通，用以資幼學之記誦，亦不為無益。其論趙岐注《孟子》曰“《六經》、《論語》、《孟子》，前後凡經幾手訓解，宋儒不過集眾說以求一是之歸。如說《易》便罵王弼，講《周禮》便責鄭康成、賈公彥，解《尚書》便駁孔安國，傷乎已甚。畢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岐在夾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諒他勤苦”云云，尤平心之論也。
△《五經蠡測》·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蔣悌生撰。悌生字叔仁，福寧州人。洪武初，以明經官訓導。是書乃其元季避兵藍田穀中所作。嘉靖戊戌（案原《序》不題年號，但稱“戊戌”，以《序》中“一百六十餘年”語推之，知為嘉靖十七年），浮樑閔文振纂修州志，始得稿於其裔孫宗雨，序而刻之。前有洪武庚戌悌生《自序》。凡《易》一卷、《書》一卷、《詩》三卷、《春秋》一卷。後有文振附記，曰“右五經，《詩》說獨多，《易》、《書》次之，《春秋》為少，《禮記》亡闕。今猶題曰《五經蠡測》，仍其舊也”云云。今觀其書，或載經文，或但標章句之目，所說或大書，或夾註，體例絕不畫一，蓋猶未成之草稿。又《尚書·太甲篇》首有曰：“《詩》、《書》、《小序》，前已詳言之矣。”然以前絕未論《詩》、《書》、《序》，則不但《禮記》散佚，並《尚書》亦有佚脫也。其說《易》，多斟酌程《傳》、《本義》之異同。如解《頤卦》“虎視耽耽，其欲逐逐”，謂大臣之求賢為助，如虎之求肉為食。穿鑿太甚。如解“龍戰於野”，謂坤象不得稱龍，龍即乾卦六爻之龍；陰盛而與之戰，嫌於無陽，故稱龍以明陽未嘗無。則立義特為正大。其說《書》，於蔡沈《集傳》多所訂正。解《盤庚》，疑有錯簡三章，未免因王柏謬說又加推廣。至於《高宗肜日》，謂果為高宗之事，則當稱王，不當首稱廟號；用鄒氏音釋之說，以為祖庚祀高宗：亦不為無見。其說《詩》，謂《小序》固有紕繆，而朱子疾之太甚。於諸篇同異，務持兩家之平。在元明之間，可謂屹然獨立，無依門傍戶之私。至其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