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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總部送往各部傳示的郭氏夫婦屍體照片及檔案，批了“以火焚之”四個大字，不忍見郭氏夫婦的慘狀。
張學良後來經常懷念郭松齡。一九二七年奉軍下河南，由於韓麟春指揮失誤，奉軍遭到北伐軍攻擊，退到黃河以北。張學良遇到困難時對部下劉鳴九等人說：“如果郭松齡在，我現在就不會這樣為難了。”（據劉鳴九等人口述資料）一九八一年，“九一八”事變五十週年的時候，張學良在臺灣還念念不忘地對記者說：“如果那時郭松齡在，日本就不敢發動‘九一八’事變。”（于衡：《和中國現代史相關的張學良訪問記》，臺灣《聯合報》１９８１年９月２８日）⒆
郭松齡雖然悲壯地犧牲了，但他精神不死，他那愛國愛民的高尚情操素為國人敬仰，他為抗日播下的火種，也是撲不滅的。以奉張政權來說，這一事件對它的軍事實力雖然影響不大，因在巨流河戰鬥結束後，附郭的數萬人馬除魏益三帶一少部分人投奔了馮玉祥外，其餘軍隊全都返回了奉天；但它在政治上、思想上對奉軍和奉張政權的影響，它在人們心靈上留下的創傷，卻是不能低估的。東三省的一些老資格的省長如王永江、王樹翰等，都自行引退了。張作霖也變得更加暴躁，尤其在得知郭松齡倒戈後，“幾乎神經失常，他在督署中跑來跑去，一會兒穿上軍裝，要親上前線作戰，一會兒換上便衣，打算率家逃難。那時，在他左右為他出謀劃策的，只有楊宇霆，在外面代他支撐戰局的，也只有吳俊陞、張作相等所謂老派，新派人物十九都在郭軍中。張學良情知亂子大了，唯有跑到前線上拼命抗戰，一直到郭松齡兵敗身死之後，他才敢煩張作相、吳俊陞兩人陪他到老帥面前叩頭謝罪。”⒇
在這個時候去見餘怒未息的張作霖，老實說，確實還真得有點勇氣。實際上，那的確也是意料中的事，張學良最信任、最崇敬、也是與他關係最密切的人，鬧了這麼大個亂子，他哪能不怒氣沖天呢！
關於張氏父子的這次會見，司馬桑敦說：
張作霖一見到張學良，立刻咆哮如雷，連哭帶罵，拿出手槍，就要打死他兒子，哭著喊道：
“你這個小子，結交匪類，闖下滔天的大禍，要老子命不說，真害苦了東三省的老百姓，不虧你老子還有幾個換命的老弟兄，拔刀相助，咱們早就完蛋了，那能有今日！我不打死你這小子，對不起老弟兄，對不起老百姓！”
張作相和吳俊陞連忙跪下替張學良求情說：
“老帥若不饒了學良，我們不敢起來。”
張作霖這才放下手槍，指著張學良罵道：
“看二位大爺的面子，暫饒你的小命，從今以後，交朋友要謹慎，不准你胡作主張！”
從此以後，張學良真的韜光養晦，儘量投其父所好而為。老實說，郭松齡之死使得張學良推崇的偶像幻滅了，他氣質中那股待人的熱誠也一時消失了，如今，他唯一的偶像，就是他的老子，他只有服從於這一個偶像。（21）
司馬桑敦先生對張作霖的記述是可信的，對張學良的評述也有道理，但卻尚欠確切。特別是認為張學良經父親這麼一罵，從此便“韜光養晦”，對張作霖言聽計從，併產生了很大的幻滅感，似乎自此便消沉下來了，這恐怕與事實並不完全相符。是的，郭松齡之變，在他思想上儘管是非常同情的，但卻也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障礙：忠孝難以兩全，張學良給郭松齡的信說得最為明白：‘承兄厚意，擁良上臺，隆誼足感。惟良對於朋友之義，尚不能背，安肯見利忘義，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謂統取三省、經營東北者，我兄自為猶可耳，弟雖萬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愛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舉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軍事，均可提出磋離，不難解決。’”（22）
從張學良這封措辭委婉的信中，人們分明看到，在公與私、忠與孝，以及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方面，固然反映出他的一定的歷史侷限性，但他對郭氏舉兵的理解與同情，也情不自禁地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來。他提出的停止軍事行動，用磋商的辦法來解決爭端的建議，也都是從以大局為重、同時也是從愛護郭松齡的角度出發的。最後當他得知和談不成，而不得不“自己人打自己人”時，他是很不情願地走上戰場的。而當郭氏兵敗被俘、眼看生命難保之際，他又極力設法營救，甚至不惜冒著很大的風險，準備送郭出國，可謂仁至義盡矣。然而，事與願違，當張學良這一切努力均告落空時，他是無限痛惜的，致使他“感慨多端，不免藉物消愁，同時夜以繼日的奔勞，於是藉刺激為使精神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