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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武漢會見周恩來同志，然後到延安去。張雲逸還向他概述了張學良一片愚忠得到的結果，以及抗戰前後蔣介石的一些作為，希望他能引鑑前車，洞察其奸，臨事慎重，不要再蹈覆轍。無奈楊將軍當時對蔣介石的本性仍然認識不足，以己心度之，以為既然同意合作抗日，何分彼此，如去延安，反授以口實，因而拒絕採納共產黨的建議，率然去見蔣。誰知，蔣介石根本沒有等到他來，就先下了手……”②
原來，那時蔣介石來電，囑至南昌相見，並派戴笠迎接。實際戴並未前往迎接，而是電約楊將軍至長沙，再同去江西。楊虎城即先期乘飛機去長沙（機票是宋子文拿來的。宋後來來港，並與楊作了長談）。當時，特地來港迎接的一一七師（十七路軍的一支軍隊）全師將士的代表王根僧（副師長），為保護將軍，向宋一再要求，才勉強要到一張機票，與楊同行。他們到長沙後，又據戴笠留條去武昌（戴已到武昌去了）。這之後，楊虎城的情況就每況愈下，完全落入南京當局的圈套了。
關於楊虎城被捕經過，王根僧當年曾寫了日記，其中有幾則是這樣說的：
十二月一日午後三時三十分車抵武昌車站，戴笠率行營及省府人員約百餘人在車站迎接。當即安頓我們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發覺有特務人員秘密監視，楊將軍去訪于右任時亦然（“據於說：
他們兩人談話時，跟去的特務竟敢旁坐不動，經他斥責後，才到外邊去了。可是還不時進來，催促楊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氣極了。”——筆者轉引），我當時將這種情況密告楊將軍。楊將軍說：“我又不是回來作漢奸，中央不需要這樣做吧？”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話。
二日午十二時三十分由戴笠陪至漢口空軍航空站，已預備小飛機一架，可乘三人。戴笠原來安排是楊將軍、戴笠本人，另副官一人。當時經我再三要求，始臨時將副官叫下來，準我上機。午後一時五十五分抵南昌，寓二緯路戴笠在南昌的辦公處所。當車抵寓所附近時，我瞥見有一隊憲兵正在周圍佈置崗哨……我乘機將所瞥見的情況告知楊將軍，我說可能已把我們監禁起來了。他仍然說：“我又不是回來作漢奸，他們不需要這樣做吧！”
（現在想起他這句話，是多麼光明磊落呵！）……應該試探一下。我當即挾著一套襯衣褲和毛巾、肥皂，佯裝出去洗澡，果然被門口衛兵攔阻，並說外面風聲不好，不能出去。我折返樓上告知楊將軍，他長嘆一聲，默默無言者久之。
三日戴笠表面上招待我們甚是周到，伙食特別好，並和我們有說有笑，但迄未談及蔣介石何時來南昌，至此我們也已瞭然。
五日聽說蔣介石即來南昌，晚餐時楊將軍詢問戴笠，他說不確。楊將軍判斷當時情況，也認為蔣介石不可能來南昌，並且說既把我們弄到這個地步，他來與不來，都不相干。
八日楊將軍讀報，得悉日軍已達南京近郊湯山一帶，不勝憤激！他說：“我今不能上前線殺敵，至感無聊！作為一個軍人，能上前線多殺幾個外國敵人，才算得光榮！
若論內戰，則難免一將功成萬骨枯之譏！”云云，於此足見楊將軍的苦悶心情。
十日午後一時許又發警報，警衛人員帶我們到江邊下沙窩隱蔽。午後五時四十分，戴笠說：敵機常來轟炸，城內不安全，請楊先生遷到鄉下去。要他立即上車。當時戴不准我隨去，我揮淚送別……③
是的，這是不尋常的分離，或者勿寧說是永訣。因為從此以後，楊虎城就被囚禁，在１９４０年前後，當張學良也輾轉來到貴州，並與楊虎城近在咫尺時，那時楊已被關押了三年多。多年的漂泊、囚禁，使他“患了很重的膽石病，到１９４８年才被准許送到中美合作所附近軍統所辦的‘四一醫院’去開刀……醫生從楊的膽囊中取出一把結石，這是由於在息烽玄天洞多年來飲了不乾淨的泉水所造成。病好轉一點又將他移回原處。這段時間內，他心情非常煩躁，常同龔國彥（一看守頭目——筆者）為一些生活小事爭吵……後來聽到龔國彥告訴我，說他有次走到楊家山後面，看到一座墳墓，墳前石欄上刻著‘楊氏佳城’四個字，他很感慨地說：‘怎麼這樣湊巧？這同我的名字只少一個字。’話剛說完，抬頭一看，兩旁華表上正刻著‘龍蟠虎踞’。他當時觸景生情，長嘆一聲：‘我的姓名這裡早都有了，我今天住在這裡，將來也必死在這裡無疑。’因此他很不願意到門外走動，不願看到那一座有他姓名的墳墓。
“一九四九年八月間，蔣介石由臺灣到重慶後對毛人鳳一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