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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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你身為中央常委，卻派兵查抄省黨部，試問，你又把黨紀國法置於何地？不過，現在我還不說什麼，我還要再看看，一旦騰出手來，我就會飛往西安，到那時，不是簡單地要同你張學良算這個舊帳，而是要徹底解決整個西北的問題，你小子再不給我老實點，到時別怪我蔣某人不留情面……

不過，說到這裡，有一點，似乎還應作點交代，這便是前面提到的邵力子，有人也許會問，他不是認為宋黎等人是共產黨，逮捕他們沒有錯嗎？怎麼事後在向蔣介石報告時又說了公道話，客觀上起到了保護張學良的作用，這不是有些矛盾嗎？實際是不矛盾的，邵是國民黨要員，與蔣介石有較深的歷史關係，讓他在那時反對蔣介石的命令，站出來保護宋黎，顯然是不現實的，他能在報告裡採取比較客觀的態度，併為張學良開脫，這已是很難得了。其實，邵力子是有進步傾向的，隨後不久還發生過這麼一件事，那是１９３７年，他已調離陝西，到南京出任國民黨的宣傳部長了。上任不久，就遇到許廣平自上海送《魯迅全集》書稿請中宣部審查。邵與他的秘書對此事都很支援，對書稿沒有詳細去看，只隨便瀏覽一下目錄，當即批准出版。許廣平和《魯迅全集》的編委們都很高興。可是邵力子卻因此遭到非議，南京的一些頑固分子諷刺他不是中宣部長，而是“魯迅宣傳部長”。邵力子讓秘書公開回答：他極願意任魯迅宣傳部長，只要把派令送來，他一定樂於接受，並保證兼職不兼薪……弄得頑固分子哭笑不得。⑦

“豔晚”事件後，特務分子的囂張氣焰有所收斂，張學良和楊虎城是不是鬆了口氣，認為就平安無事了呢？那也不是。他們並不輕鬆，因為他們都知道，委員長雖然來了個“高姿態”，可問題並未解決，蔣介石既然有了關於他們聯共抗日的口實，那就決不會輕饒他們。他們和國民黨最高當局的裂痕更為加深，他們的聯共抗日政策與蔣介石的反共方針是不可調和的，而且隨著形勢的發展，這一矛盾越發明朗而尖銳化了，從而揭開了西安事變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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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③　汪鋒：《爭取十七路軍聯合抗日的談判經過》，載《西安事變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　熊漢生口述，韓進林整理：《楊虎城將軍軼事二則》，《百花》１９８７年第７期。

⑤　白竟凡：《西安事變前的〈活路〉》，學術會議論文，未刊稿。

⑥　宋黎：《豔晚事件》，載《在同張學良相處的日子裡》，遼寧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⑦　引自《文摘報》有關資料

張學良傳……山雨欲來風滿樓

山雨欲來風滿樓

過了一段時間，為緩和西安與南京的緊張關係，張學良電請東北元老莫德惠去向蔣陳述情況，進行疏通。莫答應了，但提出請張派一隨行秘書。張當時指派一名叫吳家興（現名吳一凡）的總部第二廳的上尉科員同去。那時吳只有二十多歲，是個初出茅廬的青年軍官，眾皆驚異，認為他太年輕了。但張學良認為“莫老這個人是一個好人，但就是軟些，遇事優柔寡斷，拿不定主意。而讓這個年輕人去，就是為了遇事時能幫他拿些主義”①

但那時見蔣談何容易！他不僅位高權重，門禁森嚴，而且還常常四出督戰，行蹤不定。莫、吳二人為此跑了半個多月，又在杭州等了十多天，才“終於得到蔣的通知，約莫翌日到天竺別墅相見”。關於這次見蔣的情況，吳一凡有如下記載：

在杭州受到國民黨市長周象賢的接待。我們住在西湖的西泠飯店，等候蔣的召見。莫德惠和我利用這些日子，飽覽西湖風景，還由杭州市政府招待到浙江省海寧縣觀覽了一次錢塘潮。在等待召見期間，莫和我幾次提到：“我年老了，血壓又高，實不應承擔這次旅途勞頓的任務，惟念漢卿是先大帥的長公子，不能不挺身而出，以報先大帥的知遇之恩。”談到這裡時，莫總是眼裡閃著淚花，流露出緬懷張作霖真摯感情。

過了十餘日，終於得到蔣的通知，約莫翌日到天竺相見。屆時莫一個人去了，我留在飯店候信。莫早晨去的，下午歸來，見我時面帶愁容地說：“我和蔣先生講了許多關於張如何忠於委座，以及不得已不搜查陝西省黨部的苦衷，並請委座予以教誨”等語，而蔣則始終不大吭聲，只是不時‘哼……哼’地頷首點頭，既未表示出憤怒之色，也毫無表示諒解之意。最後只說了一句：‘張副司令教訓教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