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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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來提人，謝營副明白硬頂頂不住，就同意特務回去，辦理提人手續，藉此拖延時間再想別的辦法。

特務們剛走，大門咣地一聲關上了。謝營副走進來讓我到他辦公室，對我說：“這件事鬧得很大，各方正在設法解救。剛才搜出的東西全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礙事的就處理掉，特務回來還得要這些東西。”又說：“你放心，沒有我蓋章誰也提不走人，不過還得審訊一下，留個口供……”

過了一會兒，十七路軍的軍法官李木庵（地下黨員，西北特支領導成員）來了。我們一起研究了“口供”，除了姓名、年齡、籍貫、職業等俗套外，主要講我來西安是張副司令請的，一貫奉公守法，不是共產黨，我主張抗日，但抗日無罪……

為了營救我，楊虎城將軍決定迅速報告張副司令，由張下令提人，並研究了幾條應付省黨部的措施。

張學良將軍聽到我被捕的訊息，憤然說道：“捉人居然捉到我頭上來了！”他一面命令孫銘九去接我，一面由孫銘九派參秘室工作人員關時潤去西北飯店我的住室取籌辦學兵隊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務手中。關去後被守候在那裡的特務逮捕了，同馬紹週一起押在省黨部。張學良將軍得知這些情況，既為國民黨特務如此膽大妄為而震怒，又擔心被捕人的安全，為此斷然決定採取軍事行動。……

但張學良是細心的，這次壞事是誰幹的，雖然他已心中有數，但他認為在進行軍事行動之前，也還是得做做邵力子（陝西省主席）的工作。邵力子雖然也是擁蔣的，但他與那些國民黨的特務和黨棍是不同的，對他還是應當爭取。態度嚴厲些是可以的，但也不可失了和氣。那晚，是深夜把邵請到張公館來的：

邵力子剛邁進客廳門檻，張學良將軍一反談笑風生的常態，勃然大怒地質問：“省黨部逮捕我的學生、秘書和職員，為什麼不透過我？我是‘剿匪總部’的副司令代總司令，是代表蔣委員長的；我是國民黨中央常委，即使是抓共產黨也應該讓我知道！省黨部竟如此藐視我，膽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嚴辦！”

邵力子先生從未見過張學良將軍發這麼大的脾氣，也從未見過對他如此不恭，不禁有些惶恐不安，連聲說：

“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這件事我不知道，我查明後馬上報告，事情由我負責。”張說：“那就請你負責查明，把抓去的人儘快送回！”

張學良將軍對特務瘋狂鎮壓抗日學生極為憤怒，同時也懷疑陝西省黨部藏有誣告東北軍的材料。邵力子告辭後，他便命令副官長兼一○五師副師長譚海率領衛隊營查抄了國民黨陝西省黨部，隨同去的還有參謀孫銘九。

他們救出了馬紹周，關時潤，還繳獲了省黨部誣告東北軍的密電和準備逮捕的東北軍參加抗日活動的三百多人名單。

……蔣介石親自下令逮捕我們幾個人，矛頭也是指向張學良將軍的。張意識到這點，來了個“先折後奏”，“豔晚”第二天，他給蔣介石發急電，大意說：省黨部捕去的馬紹周等系“剿總”職員，如他們有越軌行為應通知“總部”懲處，省黨部不經正式手續，派便衣夜裡逮捕“總部”成員是不信任學良，不信任“剿總”，群情激憤，急於向省黨部直接索還被捕人員。惟因事出倉促，未能事先呈請鈞座，不無急躁之失，請予處分。擬將馬紹周等交“總部”軍法機關嚴加審訊。

“總部”政訓處長，蔣介石的心腹曾擴情於“豔晚”

第二天清晨乘飛機趕往廣州向蔣介石密報，蔣介石雖然收到了張學良將軍的電報，又聽了曾擴情的報告，仍覺得心中無數，便從廣州給邵力子發報，問查抄省黨部是怎麼回事？與張學良揚言抗日是否有關？邵回電說：事情已經結束，張確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聽委座的命令。此時，蔣介石正忙於處理兩廣事變，一時騰不出手來，無暇對付西北。因此儘管他對張學良將軍這一“不軌行為”恨得咬牙切齒，但為了緩和矛盾先把張穩住，很快給張回了個電報：我弟處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錯誤，後當注意，所請求處分一節，應免置議。至於馬紹周等的審查，準如所擬辦理（對於這個電報，有人持否定態度，說事實是蔣接晏報告後，說晏胡說，並將批語轉給張看，是為了把張穩住。此事有待進一步查考——筆者）……⑥

發生在西安事變前三個月的轟動一時的“豔晚事件”，表面看來，似乎是由於蔣介石的暫忍不發而未掀起大浪，實際問題並未解決，蔣介石恨透了張學良，他心想，你說省黨部不尊重你，可你這麼幹，又把我放在了什麼地方？你眼裡沒有領袖，也沒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