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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三言兩語出人物”的語言能力,使這門藝術不僅“老少咸宜,婦孺皆知”,並且走出國門享譽國際。侯寶林的名字幾乎成為中國相聲的符號。
但是,就在他從幹校歸來“還原為人”的不久—1979年7月,侯寶林“正式宣佈息影舞臺,專門從事相聲研究工作”了。他對我說,這是他個人的“擅自決定”。因為尚未透過領導的批准—他還沒有退休,那個時候也不興退休,像他這樣級別的演員也不存在退休。他的這一決定立即引起社會反響,我一時也不太理解。因為經歷了那麼多痛苦屈辱、磨難忍耐和期待,社會發生了那麼強烈的震撼和動盪,整個民族付出了那麼慘重的代價才從不幸中掙扎出來有了今天—我們民族和國家希望的春天,每個中國人機會均等的春天,知識分子經歷了希望—失望—無望—絕望後從天而降的春天—他為什麼放棄呢?他不是說過“一個演員設若脫離了舞臺,他就等於失去了生命從而成為行屍走肉了”嗎?他不是因為忘情曾經在幹校田間唱起勞動號子以一解心中的藝術情結而幾遭批評嗎?他這是怎麼了,如今的生活可對他不薄呀。請看:這年的1月,他在首都體育館演出新作《採風記》,受到觀眾熱烈歡迎;3月,他在“文革”後創作和改編的相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結集為《再生集》出版;同時他被任命為中央廣播藝術團總團藝術指導;6~7月出席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他名譽和地位的節節上升勝過以往。他究竟是怎樣想的呢?
他嚴肅地對我說:他藝術的高峰時期已經過了。他不願像有的戲曲大師那樣為了證明自己的個人魅力,把一個殘缺不全老態龍鍾的形象留給觀眾。他說他如今的心力體力都不比從前。他不願意憑著名聲讓觀眾可憐他。他希望留給他們的是他全盛時期的形象。或許他也同時向輿論界披露了他的想法。於是便有或惋惜或勸慰或祝賀的各種意見發表,而主導評價則是肯定他“激流勇退”。這無疑對當時藝術界乃至整個社會都是一個明智的啟發,即不要躺在名聲上倚老賣老。聯絡當時的社會背景,這不僅是對“藝術終身制”甚至是對“幹部終身制”以及民族心理中的世襲和守舊想法一次不小的衝擊,尤其對罹難方醒失而復得敝帚自珍的整個民族精神也是一次深刻的提醒。
侯寶林的做法和他“留有餘地,恰到好處,寧可不夠,不可過頭”的人生和藝術哲學是一致的。他始終認為藝術的魅力在於富餘—唯富餘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獲取創作和表演的自由。而自由是遊刃有餘、心隨物遊意隨境遷、隨時都升騰著自己的想象聯想能力,甚至能穿越罅隙“帶著枷鎖跳舞”,從而認知天地時空陰陽主客。人云:無自由毋寧死。做人如此,從藝尤其如此。而現在他已經感覺不到這種富餘和自由了。他的那些拿手節目如《改行》、《戲劇雜談》等他有些拿不動了。除去氣力不濟而外,更主要的是心氣不濟。當然這是一般人看不出來的,在留給今天的錄影裡,我們依然感到他的精神煥發和神采飛揚。但他告訴我,那已經是努力勉為其難了。他對我說:“不知怎的就是高興不起來。”我當時認為,或許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開外了。但他堅持說不,在這之前或爾後,他總是向我提及曾經影響過許多年輕人的英國名著《牛虻》。他說,那位主人公痛苦著身心還要充當馬戲團小丑逗人們發笑,這是怎樣殘酷和無法忍受的踐踏及扭曲。我們同時都沉默著。我聯想他當時或許就是被這種情思折磨吧。難道不是嗎?“文革”所鉤沉的不僅是時代的垃圾,同時還深及幾千年的民族劣性,這或許才是他開心不起來的真正原因。他滿懷深情地說:“我現在特別需要嚴肅,需要自尊,需要在尊嚴中度過餘生。”我理解他併為他的神態所感動。其實我已然察覺了他對那些戲稱他“侯寶林兒”的人們,不管是好意還是無知、暱稱或謔稱,只要“林兒”字一出,他就頓時神情嚴肅陰沉下來,輕則裝作聽而不聞,重則面帶慍怒。我請他到南開大學作學術報告,其時校長來看望他,談話間隨便提及給學生“來一段”。他馬上沉下臉來說:“我是來講座的,聽相聲你們可以去劇場買票。”弄得這位校長當場難堪。雖然我知道他絕無別意,但不由自主就是那麼反感。他的自尊幾乎到了有些過敏的程度。我同情他並深知這自尊是曾經心靈創傷而形成的自我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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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寶林:一個極其嚴肅的人(代序)(3)
古人就藝術有“內極才情,外周物理”的說法,可以理解為創作主體和客體相互依賴和彼此制約的關係。“內極才情”是說藝術家只有達到個性和心靈自由的狀態才能才情橫溢汪洋恣肆,做到“言必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