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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間是後搬來的東北人，像是剛剛賦閒的高階官員，說話挺大呼。搬家時，他指著一雙黃色的鞋說，別給我壓壞了，這是花6塊大洋買的！這句話引起了全院人的注意，我們院確實找不出一件值6塊大洋的東西。
我們家住第三間。第四間住著拉洋車的老少三代。北房的西頭兩間是鞝鞋的一家人。南房兩間，一間住著父子倆，老頭靠兒子撿“溝貨”過活。另一間住著拉洋車的一家。西房一間住的是我的老師顏澤甫一家三口。老師每天走著往返前門外“八大胡同”，靠串妓院拉京胡賣唱維持生活。
全院除了過大年能見到有人家買肉，平常日子到興化寺西口外買兩個銅子兒的湯油就算有葷腥兒了。趕上夏天，也許來個賣“雜合菜”的，挑著兩個鐵桶。那菜雖然名叫雜合菜，其實主要是湯。如果趕上母親高興，買兩個大子兒的，再趕上裡面有蝦湯的紅色油珠兒，就真算開大葷了。母親有經驗，她先嚐嘗，因為儘管還沒餿，可是已經酸了。她擱點鹼，中和一下就能吃了。那麼髒的“雜合菜”，吃了也不得病，大概是窮人抵抗力強。
我們院裡有棵大白棗樹，棗又脆又甜，掉地上就碎，真是好吃極了。但大家誰也不打，都認為是房東的財產，我們這些小孩也只能靠大風的恩賜。今天也許會有某個小兄弟罵我們“傻冒兒”，但不管怎麼說，生活是貧困的，人是規矩的。
鄰居中印象最深的是小順子他媽，她小時若能學唱歌，準是個出色的女高音。她每次一喊“小—順—子—”，能使整個福壽里居民得到音樂享受。
我住的地段還不是北京最窮的地方，當時北京流傳著這樣兩句話：窮德勝門，爛果子市，不開眼的絛兒衚衕。的確，最窮的應該說是西絛衚衕，那裡住的大部分是換取燈兒（火柴）的，那些嬸子大娘們每天揹著大筐走街串巷叫喊，也難得溫飽。
現在要想找我的老住處已經不可能了，就在福壽裡，我當年撿煤核兒的地方，蓋起了北京師範大學化學樓，年復一年地為國家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我的住處也是今非昔比。現在我住進了寬敞、亮堂的高層大樓。當然，北京的住房仍然比較緊張，政府還努力想辦法，可人民的生活跟過去比，畢竟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呀！
逢國慶35週年，看看今天，不知當年的鄰居們還記得過去不？
父母同臺（1）
侯錱
我的母親王雅蘭自幼學習京戲，16歲登臺，先工刀馬旦，曾在天津、徐州、唐山等地獻藝。在早年，梨園行分工很細，旦角門裡有閨門旦、花旦、貼旦（比較次要的旦行）、刀馬旦等等，各司其職，各有各的戲路。據說清末民初的藝人“一杆旗”、“九陣風”都是唱刀馬旦成名的。但凡唱刀馬旦的，不論男伶坤伶，都要求“武功純熟，步法整齊，腰肢靈活”。專工兒戲有：《虹霓關》、《樊江關》、《馬上緣》、《穆柯寨》、《天門陣》、《蟠桃會》等等。母親19歲時，已經名聲鵲起，沒幾年，便挑班掛頭牌。聽說，母親的師父就有好幾位，但是名氣都不大。正如我父親所言，名（明）師有兩種：一種是有名的，另一種是明白的。大概，母親的師父都屬於後者。我姥爺王德山在戲班兒裡是後臺管事，自己也會說戲，人稱“戲簍子”。如果某天某戲中缺少了什麼角色，演員需要現“鑽鍋”，那就必然要找我姥爺，沒有不會的戲。若是遇見一位“棒槌”，說上N遍還不明白，尤其是在臺上出了錯兒，就像我父親相聲《戲劇雜談》裡說的那位跟著三旗兒走，站錯了隊，“還得老夫把你拉”的笨蛋，他老人家就會怒其不爭，緊咬鋼牙，因此，被人送了一個“咬牙王”的綽號。他給我母親找老師一準找“會教戲的”，不找“會唱戲的”。
1941年《新天津報》有評論說：“王亞（雅）蘭演《玉堂春》，唱則嗓音洪亮；做則細膩非常，且文武不擋。名雖尚未轟轟烈烈，但伊之藝學亦足獨當一面也。”1942年母親在“導正新劇支團”時應該已是臺柱了（見大觀園戲報）。1943年她和我姥爺加入由劉漢臣領導的“共和社戲班”，當時的《天聲報》說：“共和社戲班，由劉漢臣領導，出演上光明戲院，成績尚佳。”要說明的是，此劉漢臣先生，並非被軍閥褚玉璞槍斃之劉漢臣，不過同名同姓同行也，行內有老、小劉漢臣之分。後來，母親還與寧萱領導的奎德坤劇社短期合作過。1943年9月3日《天聲報》載文：“坤伶王亞（雅）蘭為老生老旦王德山之女，工演青衣花衫，頗有造就。今與劉俊文輟演中國戲院，曾一度出演新中央，未幾又解約。今聞河北天桂戲院不惜重金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