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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間是後搬來的東北人,像是剛剛賦閒的高階官員,說話挺大呼。搬家時,他指著一雙黃色的鞋說,別給我壓壞了,這是花6塊大洋買的!這句話引起了全院人的注意,我們院確實找不出一件值6塊大洋的東西。
我們家住第三間。第四間住著拉洋車的老少三代。北房的西頭兩間是鞝鞋的一家人。南房兩間,一間住著父子倆,老頭靠兒子撿“溝貨”過活。另一間住著拉洋車的一家。西房一間住的是我的老師顏澤甫一家三口。老師每天走著往返前門外“八大胡同”,靠串妓院拉京胡賣唱維持生活。
全院除了過大年能見到有人家買肉,平常日子到興化寺西口外買兩個銅子兒的湯油就算有葷腥兒了。趕上夏天,也許來個賣“雜合菜”的,挑著兩個鐵桶。那菜雖然名叫雜合菜,其實主要是湯。如果趕上母親高興,買兩個大子兒的,再趕上裡面有蝦湯的紅色油珠兒,就真算開大葷了。母親有經驗,她先嚐嘗,因為儘管還沒餿,可是已經酸了。她擱點鹼,中和一下就能吃了。那麼髒的“雜合菜”,吃了也不得病,大概是窮人抵抗力強。
我們院裡有棵大白棗樹,棗又脆又甜,掉地上就碎,真是好吃極了。但大家誰也不打,都認為是房東的財產,我們這些小孩也只能靠大風的恩賜。今天也許會有某個小兄弟罵我們“傻冒兒”,但不管怎麼說,生活是貧困的,人是規矩的。
鄰居中印象最深的是小順子他媽,她小時若能學唱歌,準是個出色的女高音。她每次一喊“小—順—子—”,能使整個福壽里居民得到音樂享受。
我住的地段還不是北京最窮的地方,當時北京流傳著這樣兩句話:窮德勝門,爛果子市,不開眼的絛兒衚衕。的確,最窮的應該說是西絛衚衕,那裡住的大部分是換取燈兒(火柴)的,那些嬸子大娘們每天揹著大筐走街串巷叫喊,也難得溫飽。
現在要想找我的老住處已經不可能了,就在福壽裡,我當年撿煤核兒的地方,蓋起了北京師範大學化學樓,年復一年地為國家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我的住處也是今非昔比。現在我住進了寬敞、亮堂的高層大樓。當然,北京的住房仍然比較緊張,政府還努力想辦法,可人民的生活跟過去比,畢竟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呀!
逢國慶35週年,看看今天,不知當年的鄰居們還記得過去不?
父母同臺(1)
侯錱
我的母親王雅蘭自幼學習京戲,16歲登臺,先工刀馬旦,曾在天津、徐州、唐山等地獻藝。在早年,梨園行分工很細,旦角門裡有閨門旦、花旦、貼旦(比較次要的旦行)、刀馬旦等等,各司其職,各有各的戲路。據說清末民初的藝人“一杆旗”、“九陣風”都是唱刀馬旦成名的。但凡唱刀馬旦的,不論男伶坤伶,都要求“武功純熟,步法整齊,腰肢靈活”。專工兒戲有:《虹霓關》、《樊江關》、《馬上緣》、《穆柯寨》、《天門陣》、《蟠桃會》等等。母親19歲時,已經名聲鵲起,沒幾年,便挑班掛頭牌。聽說,母親的師父就有好幾位,但是名氣都不大。正如我父親所言,名(明)師有兩種:一種是有名的,另一種是明白的。大概,母親的師父都屬於後者。我姥爺王德山在戲班兒裡是後臺管事,自己也會說戲,人稱“戲簍子”。如果某天某戲中缺少了什麼角色,演員需要現“鑽鍋”,那就必然要找我姥爺,沒有不會的戲。若是遇見一位“棒槌”,說上N遍還不明白,尤其是在臺上出了錯兒,就像我父親相聲《戲劇雜談》裡說的那位跟著三旗兒走,站錯了隊,“還得老夫把你拉”的笨蛋,他老人家就會怒其不爭,緊咬鋼牙,因此,被人送了一個“咬牙王”的綽號。他給我母親找老師一準找“會教戲的”,不找“會唱戲的”。
1941年《新天津報》有評論說:“王亞(雅)蘭演《玉堂春》,唱則嗓音洪亮;做則細膩非常,且文武不擋。名雖尚未轟轟烈烈,但伊之藝學亦足獨當一面也。”1942年母親在“導正新劇支團”時應該已是臺柱了(見大觀園戲報)。1943年她和我姥爺加入由劉漢臣領導的“共和社戲班”,當時的《天聲報》說:“共和社戲班,由劉漢臣領導,出演上光明戲院,成績尚佳。”要說明的是,此劉漢臣先生,並非被軍閥褚玉璞槍斃之劉漢臣,不過同名同姓同行也,行內有老、小劉漢臣之分。後來,母親還與寧萱領導的奎德坤劇社短期合作過。1943年9月3日《天聲報》載文:“坤伶王亞(雅)蘭為老生老旦王德山之女,工演青衣花衫,頗有造就。今與劉俊文輟演中國戲院,曾一度出演新中央,未幾又解約。今聞河北天桂戲院不惜重金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