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之舞:向海而生的中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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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去和走出去的倔強（4）

2000年起，華為開始在其他地區全面拓展，包括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市場以及中東、非洲等區域市場。特別是在華人比較集中的泰國市場，華為連續拿下了幾個較大的移動智慧網訂單。此外，在相對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沙特、南非等也取得了良好的銷售業績。

發展中國家的連戰告捷，使華為信心倍增。此後，華為開始在覬覦已久的發達國家市場上有所動作。在西歐市場，從2001年開始，以10G　SDH光網路產品進入德國為起點，透過與當地著名代理商合作，華為產品成功進入德國、法國、西班牙、英國等發達國家。2003年的銷售額為3000萬美元，預計2004年可以達到1億美元的規模。最難啃的骨頭是北美市場，它既是全球最大的電信裝置市場，也是思科等跨國巨頭的老巢，華為生產的無線、NGN、資料通訊、光網路產品已經實現銷售，但相對進展遲緩。

政府角色的玄機

在《華為文集》裡，華為人對企業全球化有著與眾不同的解讀：“破除了狹隘的民族自尊心就是全球化，破除了狹隘的華為自豪感就是職業化，破除了狹隘的品牌意識就是成熟化。”由此可知，政府角色的淡出，是華為全球化的一種必然。

中國人辦簽證到哪裡都或多或少受到限制，美國的護照到哪裡都暢通無阻。但這些是企業所無法改變的。每個企業在踏出國境線的那一刻就已經被深深地烙上了國家的名字。

在國外的銷售經歷使得兩位來自海外的華為員工對國家的概念一再強調。《IT時代週刊》在調查中深刻感受到了“中國”二字對華為的含義。

現今國家的競爭已經越來越多地體現在經濟競爭上。企業在國際上展開的商業活動中也逐漸呈現出同國家若隱若現的默契。

“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就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華為走出去之前，任正非對政治的概念就是這樣理解的。隨著華為的全球化路途的延伸，這句話也被賦予了特殊的含義。

在全球化的初期，華為遵守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以中國的外交作為大方向。華為設立辦事處的原則就是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在什麼地區投放什麼力度的人力物力也是根據國家外交的風向變化來決策的。在《走過歐亞分界線》一文中，任正非再次明確提到了這一點：“中國的外交路線是成功的，在世界贏得了更多的朋友……華為公司的跨國營銷是跟著我國外交路線走的，相信也會成功……”

1996年，葉利欽總統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與###主席共同宣佈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任正非敏銳地意識到這一國際關係變化中隱藏著商機。華為當即決定抓住這一大好時機在俄羅斯設立合資公司。1997年4月8日任正非親赴俄羅斯烏法市，參加華為與俄羅斯的合資公司貝託華為的簽字儀式。

同樣，華為在巴西的合資公司也是看中了中國和巴西世代友好的關係而建立的。

作為民營企業迅速崛起的華為，很快受到了國家高層領導的關注和支援。

1996年6月1日，朱基副總理視察華為時，明確表示，國產交換機打入國際市場，政府一定提供買方信貸。這對於回款緩慢的大型裝置製造商華為來說是很大的支援。2000年11月，###副總理訪問非洲，點名任正非隨行。

而政府的關注又吸引來了銀行的支援。今年2月13日，在華為總部深圳，中國進出口銀行與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正式簽署了6億美元的出口信貸框架協議。這一支援無疑給華為的國外競標增加了一個籌碼。

但是，如果我們將華為的全球化理解為“依賴政府支援而崛起”，那就是對華為全球化的一種極大誤解。

在採訪的過程中，華為人一再強調：“華為絕對不是一個靠國家政策扶持的公司。”無論是失意小靈通業務、和聯通CDMA專案；以及之前被電信政策叫停的CDMA450，都看不出政府有關部門為華為做出任何利益方面的政策傾斜。

在《華為文集》裡，華為人對企業全球化有著與眾不同的解讀：“破除了狹隘的民族自尊心就是全球化，破除了狹隘的華為自豪感就是職業化，破除了狹隘的品牌意識就是成熟化。”

華為全球化程序中政府角色的日益“淡化”和市場化色彩凸現，正是華為日益成熟和邁向國際型企業的標誌。從思科案的結局看，即使是在美國開庭審理一件“名為產權糾紛，實則商業競爭”的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