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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在地理上的決斷所注重的不是戰場的細微末節，而是戰區的行動總則。它關心的是各個師的部署，而不是這個士兵、槍炮或坦克的配置。所選定的運動方式和配位置，往往產生於某個旨在打敗敵軍的中心計劃，用利德爾·哈特的話講，戰略的目的“是利用運動和突然性來減少抵抗的可能性”。顯然，這裡要考慮到地理情況，要進行判斷。運動與突然性之間有著雙重的關係：運動產生突然性，而突然性又導致運動。這一雙重性的形成是受地形、運輸能力和時間的制約的。作出行動抉擇時，應對地點以及速度加以具體規定，猶如指示航向一樣。地理狀況不是決心的一個偶然因素，而是以地圖為根據進行分析的一個基本變數。戰略是應用地理學和心理學兩者的結合。其表現形式就是在地圖上進行角逐，預示將在陸地、海上和空中展開鬥智鬥力的較量。
1850年以來，隨著經濟和政治組織範圍的增大，戰爭的規模也急劇升級。工業化和運輸革命展示的全面戰爭的景象是：大規模的職業軍隊將加入到全球性的衝突中來。因此，決定戰爭結局的重要決心所涉及的中心問題範圍越來越廣大了。在大規模軍隊作戰的時代以前，一旦定下戰鬥決心，戰鬥的轉折點往往取決於戰場上的指揮官。像戰術機動那樣的東西就能決定勝負，決定戰爭。隨著鐵路、電報、遠端火炮和密集步兵的出現，作戰需要有更周密的組織和準備工作。於是就產生了一般參謀職責以及隨之而來的謀略。由於作戰規模的升格和可能的協同行動所涉及的地理範圍的擴大，定下重要決策的職責提高到戰略這一級。過去，在協調洲際規模的作戰中，只有蒙古的可汗才能取得的成就，如今工業化國家的將軍也都能辦到。打勝仗要求人們具備戰場上指揮軍隊所需要的更加廣大的地理範圍內的各種情況。陸軍和海軍的機械化以及無線電通訊和飛機的出現，使衝突的範圍擴充套件到全球。決定性的選擇產生於若干國家的各軍兵種協調一致地行動。在實施戰爭中，不管戰略所宣稱的是什麼，它總是從屬於地緣政治的判斷的。戰爭結局如何，更成了宣戰當局的基本責任。如果發生裝有核彈頭的洲際導彈大戰，作戰的決心和對戰爭結局的責任都掌握在最高政治當局手中。對軍事和政治決斷的最終責任將落在一個人身上。其他一切都取決於根據他對當今世界和今後世界的看法而得出的判斷。但是，倘若出現使用這些武器所預示的互相毀滅的前景，那麼用武器來解決衝突這種做法將限於間接爭奪和有限戰爭的範圍。在這種背景下，戰略上的計劃顯然起著僅次於壓倒一切的全球議程的決定性作用。一旦作出打一場有限戰爭的決定，或者交戰雙方不擁有核武器，這時戰略計謀可能成為決定性因素。
戰略學說的演變
在過去半個世紀中使軍事學說充滿生氣的概念是機動性。戰爭中機動的意義及其合乎機宜的使用已由“機動的倡導者”富勒和利德爾·哈特作了清楚的論述。這兩位軍事家把歷史知識與對新技術的潛力及軍事守舊主義的貧乏所作的敏銳觀察結合起來，提出機動使用坦克和機械化步兵，在空中支援下打破塹壕戰的僵持局面。哈特根據對軍事勝利的歷史分析，鼓吹間接手段的作用。他在這方面的大部分觀點早在二千四百年前中國的《孫子兵法》中就有所著述了，而且是藉助了拳師、角力士和足球運動員的直覺。強調機動性和手段的間接性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痛苦煎熬造成的恐怖的反應。為了尋根究源，我們不得不追憶一下大規模工業化戰爭的當初情況。
最早有一種連貫的戰略學說主張在廣大的地理範圍內作戰，它很少被軍事著作家評論，但它為現代地緣政治學的發端卻提供了啟示。馬漢的作為美國尋求全球勢力的指導方針來源於對英國海軍戰略的分析。其基本原則是集中力量。在實際應用中，就成了海軍制勝論。認為控制重要水域靠密集的艦隊，有了它可以摧毀或圍困敵軍，並封鎖其海上交通線；而分散的襲擾戰鬥不過是對它的一種補充而已。
拿破崙利用法國革命軍的增強了的運動速度達成類似的兵力集中。在陸地戰的更沒有把握的情況下，他力求突然地集中火力。他統率的師團越野運動，吃住都在其中，“佯作分散”，卻又常常在敵人後方迅速集中投入戰鬥。作為一個炮兵，拿破崙力求集中其野戰炮火，攻擊敵軍戰線上的某一部分，使之發揮最大的效果。他所使用的封鎖方法就是進行戰略攔阻，即機動至敵軍後方，切斷其撤退和交通線路。拿破崙的失敗在於他堂而皇之地把軍事實力看作是集中加速度的結果，因此過於依賴集中而忽視了機動。隨之而來的是，他用經過預練的戰鬥序列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