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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指使的現象後作出簡單連鎖解釋和反應，並始終採取好鬥的姿態，而不管區域性情況如何。這樣的反應，當然不大可能與較為現實的保證石油補給的目標始終一致。“一條弧”的提法有太多的戰鬥陣線的氣味了。將戰場看作是兩個隊進行比賽，在這種情況下從事外交活動，必然嚴重限制自己的靈活性，減少佔上風的前景，同時增加陷入僵局和訴諸暴力的可能性。“一條弧”的戰略非常容易成為一種最後的掙扎。
共產黨的地緣政治學
如果說共產主義反對者錯誤理解地理現實，那麼共產黨陣營也是這樣，就他們公認的理論、闡述方式及從以往繼承下來的地理知識和偏見而言，地理現實在他們腦子中的形象往往是失真的。俄國人、中國人和越南人，還有他們的各式政治家和軍事家，都深受神話和傳說的影響，其歷史可追溯至馬克思新發現的很久以前。對俄國的最嚴重的危險始終被認為是來自德國。對中國漢族人來說，和諧的生活方式在南延伸，在西、北面建一道防禦屏障防範草原地帶的野蠻部落，乃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研究一下公認的共產黨國家的學說的起源信條，發現很少有從地理上指導政策的東西。在這方面，正如在其它許多事情上一樣，是《資本論》把事情誤解了。馬克思對巴黎的革命街壘和大英帝國的工業發展印象很深。以他看來，十分顯然，階級鬥爭和革命將在西方城市中先爆發。馬克思著作中，關於階級鬥爭的實用性，以及怎樣並在何地搞階級鬥爭很少或是沒有提及。恩格斯確實在1871年目睹了巴黎公社社員的鬥爭，而這一經歷對其最後的思想起了作用。關於革命戰爭的實踐，人們必然轉向列寧，謀求指導。列寧的思想並沒有與地理合成的巨大張力結合起來。他總是根據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政治機遇來看待事情。俄國內戰的程序不能鼓勵任何的空間概括法。這場內戰是以階級而不是以領土劃線的，以布林什維克和工業工人同以前的有產階級和官僚階級戰鬥，爭奪對大多數動搖不定的農民的控制權。列寧對抽象的公式沒有好感，將注意力放在實際戰鬥及其所具的政治、經濟環境上。為取得成功，必須創立新的方法，以適應變化中的奮鬥目標。
當蘇聯早期的統治者發現自己在指導一個基本上是農業國的成功的共產黨革命時，這是異常的（馬克思曾認為農民極少可能參加革命，因而不予考慮），他們中間在目標和地緣政治學方面曾出現一些混亂。托洛茨基認為西方的城市己做好了革命的準備，並宣稱共產國際有義務促進那裡的革命活動，以削弱資本家政府和阻止他們發動反蘇戰爭。蘇聯將領導一場持久的革命，將無產階級政權引入象德國和英國這樣的工業化國家。然後，這些國家將給俄國運去機器以換回原料。1927夏季，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提出這樣的口號，企圖以此獲得權力。斯大林作了關於列寧的實現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工業化和集體化政策的演講，以此把孤立主義者的反對派組織起來。1928年，托洛茨基及其全球革命的錯誤觀念被清除，於是在1930年，斯大林宣佈了防禦資本主義包圍的學說。三十年代，李特維諾夫爭取國際合作以消除德國重新武裝的威脅。1939年，他被莫洛托夫取代。莫洛托夫尋求同德國和日本和解的政策，以便將它們的注意力引向他方，但沒有收到成效。到1944年，使密切注視蘇聯事態發展的人大為震驚的是，蘇聯政府回到革命前關於俄國的世界利益的觀點上去了，而其後來所做的許多事情都是與此相吻合的。斯大林有效地使革命熱情民族化了。
然而，戰後年代裡，蘇聯領導在謀求“集體安全”、實用主義地構築衛星國防禦牆的背後，繼續堅信歷史的必然性和蘇聯在促進資本主義國際秩序的必然崩潰中的先鋒作用。隨著赫魯曉夫執政，這種精神也脫穎而出了。赫魯曉夫當時認為，蘇聯已開始實現經濟和軍事優勢。他駁斥了被包圍論，指出究竟是誰包圍誰還是個值得考慮的問題。赫魯曉夫把蘇聯推到了世界舞臺上，在歐洲正退卻的迴歸線以下的殖民地中間推行社會主義道路。他還首先越過革命學說，開始同中國鬧分裂。不久，兩國又回到傳統的對峙局面。勃列日涅夫繼任後，對蘇聯物質上的必然成功的把握不如前任大。儘管目前的領導人繼續在遠離蘇聯的非洲、亞洲和美洲干預，影響事態的發展，以擾亂資本主義秩序，但還是限制對相對無關緊要的地方採取行動，並在象中東這樣真正危險的環境中尋求穩定。
勝利的中國黨（中國共產黨）舉起了世界革命的旗幟，他們違背正統觀念將農民動員而來。托洛茨基及其追隨者是懷疑游擊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