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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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哩！”（第五十三回）由此可知落胎泉本來屬於公有，自從如意真仙來了之後，才倚強攫為私有。有力的既得恃強壟斷泉水，則有大力的當然更能夠倚力奪取泉水。孫行者對如意真仙的徒弟說：“你去說我老孫的名字，他必然做個人情，或者連井都送我也。”（第五十三回）“所有”不以勞力為根據，唯視力之大小為移轉。我閱到這裡，不禁想起南北朝時代豪族封固山澤之事來了。

吾國古代以農立國，土地乃是最重要的財產。自秦用商鞅之法，壞井田，開阡陌，民得買賣之後，土地就歸屬於個人私有。固然“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傳》），而“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同上）又是國人理財之道。土地成為國人爭取的物件，土地遂不免集中起來。東漢末年，“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成群，徒附萬計”（《後漢書》卷七十九《仲長統傳·理亂篇》）。魏時，“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地”（《魏志》卷十六《倉慈傳》）。晉興，循而未革，經數代的兼併，一直到了南北朝，就發生一種現象。永嘉喪亂，北方受害甚烈，“中原蕭條，千里無煙”（《晉書》卷一百九《慕容皝載記》）。南方蒙禍較少，“荊揚晏安，戶口殷實”（《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北方民人分散，土業無主，到了社會安定，業主歸鄉，而田園已歸別人所有。事涉數世，取證無憑，爭訟遷延，莫能判決，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大有害於國計民生，於是遂依李安世的建議：“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魏書》卷五十三《李安世傳》）南方如何呢？“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他們南渡之後，又在江南“水耕火耨”的地區，建立他們的政權，並利用政治上的權力，兼併了許多土地《宋書》卷二《武帝紀》中：“中興以來，治綱大弛，權門兼併，強弱相陵，百姓流離，不能保其產業。”，“編戶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蓄變為私藏”（《宋書》卷四十二《王弘傳·贊》），遂令南朝政府不能不承認他們的所有權，不過買賣之時，須納租稅而已《隋書》卷二十四《食貨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有百分收四，名曰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南北法律既然承認既成的事實，凡土地屬於今主者，不問其人取得土地之方法如何，是由勞力乎，抑由強力乎，今主對之均有所有權，不許別人再來奪取。這樣，豪族要再兼併土地，就只有利用買賣之法，而提供相當的代價。這對於豪族是不利的，所以他們又採取另一個方式：封固山澤的方式即侵佔那些沒有所有主的山澤。我們只看南北政府禁止封固，就可反證封固之盛行。在北朝，東魏孝靜帝武定五年九月己亥，文宣（即高洋）奏請豪貴之家不得佔護山澤（《北史》卷六《齊本紀》上）。在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七年七月丙申詔曰：“名州大川往往佔固，有司嚴加檢糾。”（《宋書》卷六《孝武帝紀》）齊高帝建元元年四月己亥詔曰：“二宮諸王悉不得封略山湖。”（《南齊書》卷二《高帝紀》）梁武帝天監七年九月丁亥詔曰：“藪澤山林，並加封固，豈所謂與民同利，惠茲黔首。”（《梁書》卷二《武帝紀》）他們封固山澤之後，也和如意真仙“倚強護住落胎泉”，凡求水者須奉獻禮物一樣，“薪採漁釣，皆責稅直”（《宋書》卷二《武帝紀》中）。

求富不用勞力，而用強力。不勞而有財產，勞苦終日，財產反有喪失之虞，這是與經濟原則相反的。其結果也，有勞力的或怠用其勞力，不想蓄積資本，引起官府的覬覦；或惡用其勞力，違法犯禁，走上不軌之途。其尤壞的則為奔競夤緣，取得政權，利用政權，取得財產。官職成為儲財的工具，於是“告時乞職者以家弊為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為施，至乃貪汙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晉書》卷六十九《劉波傳》）。其尤甚者，且侵佔公家業產以為私有。如在晉代，“郡守長吏，牽曳百姓，營起廨舍。先之室宇皆為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晉書》卷七十五《範寧傳》）。而國家且有輪流貪汙之制，晉範寧說：“頃者選舉唯以恤貧為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同上）例如王述為宛陵令，頗受贈遺，而為州司所檢，王導使人譴之，述曰：“足自當止。”（《晉書》卷七十五《王述傳》）而南北朝時，王秀之為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南齊書》卷四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