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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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的觀念。然獨立時代各邦所發表的《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或《權利典章》（Bill　of　Rights）無不宣佈財產及所有權為神聖的權利，不可侵犯。例如一七七七年Vermont的《權利典章》第二條雲：“私有財產唯於必要之時，才得供為公共之用；而供為公共之用之時，對於所有主，必須給予以賠償金。”a。　a。　O。；　S。　29。一七八○年Massachusetts的《權利宣言》第十條亦說：“個人的財產非經本人同意，或經人民代表同意，縱是極小部分，亦不得侵害之，或供為公共之用……若因公共需要而須徵收私人財產之時，對是所有主，應給予賠償。”a。　a。　O。；　S。　28。法國的《人權宣言》第十七條雲：“所有權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非依法律，且系公共利益所要求，並給予以適當賠償者，不得侵害之。”a。　a。　O。；　S。　28。自是而後，一直至一九一八年德國公佈威瑪憲法威瑪憲法第一五三條第三項雲，所有權負擔義務，行使所有權之時，須有助於公共福利。

之時為止，列國憲法均有保障所有權的條文。這種條文不是對人民保護個人的所有權，而是對政府保護人民的所有權。政府不得侵害人民的所有權，所以產業能夠發達，社會能夠進步。

管子有言：“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耶？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而後治之。”（《管子》第四十八篇《治國》）孔子以足食為行政之要務（《論語·顏淵》），且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同上）孟子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亦說：“王者富國，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荀子》第九篇《王制》）顧吾國古代乃以國家為皇帝的私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土地屬於皇帝，土地之上的人民也屬於皇帝，因之人民勞動所得的結果遂亦屬於皇帝。皇帝侵害人民的所有權，道德上雖為虐政，法律上無須負責。固然各朝律令也有保護人民財產的條文，然其所保護者乃是禁止個人侵害個人的財產，不是禁止政府侵害人民的財產。換言之，人民對於政府不能主張權利，政府要怎麼樣，人民就須怎麼樣。同時在學說之上又有“為富不仁，為仁不富”之言。這固然因為古代官僚往往利用“政治的手段”，括索民膏，而致引起社會對於財富的反感。然而既有斯言，則人們唯勤唯儉，由自己勞力，正當獲得的財富，遂亦掛上了不仁之名。

第四部分　如意真仙不許孫行者白手來取落胎泉的水第14節　不許孫行者白手來取落胎泉的水（2）

白圭“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傳》）。勤苦如此，倘若斥之為不仁，那麼，何怪陶朱“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以博取“富好行其德”之名（同上）。一方法律上政府不尊重個人的所有權，他方觀念上社會又認財富為不仁的結果。財產不安定，資本無法蓄積，從而各種產業就不能作“擴張再生產”。生產規模一仍舊貫，而人口增加不已，社會消費力超過社會生產力，貧窮成為普遍的現象。這個時候，若再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則人民受了生活壓迫，勢必相聚萑蒲，蝟毛而起，大則稱帝稱王，小則攻城剽邑，而天下遂大亂了。亂事既然發生，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幸而存者不過十之二三。社會消費力固然減少，但是內亂不但可以減少社會消費力，且亦可以破壞社會生產力。倘令生產力的破壞超過於消費力的減少，則亂事繼續進行，一直到社會的生產可以供給社會的需要，才見停止。此時也，苟有人焉出來收拾殘局，則社會便由紛亂而轉變為小康之治。古人所謂“一治一亂”，實由於人口法則的作用，而所有權沒有保障，產業不能發達，則為最大原因。

但是如意真仙的所有權亦有問題，西梁女國的婆子說：“卻如今取不得水了。向年來了一個道士，稱名如意真仙，把那破兒洞改作聚仙庵，護住落胎泉水，不肯善賜與人。但欲求水者，須要花紅表禮羊酒果盤，志誠奉獻，只拜求得他一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