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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有關變法的辯論在秦國展開。《通鑑》對這場辯論只做了簡單的交代，但是我相信當時的情景一定遠比《通鑑》中來得驚心動魄。
衛鞅對秦孝公說：“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可能和他們商議開創的計劃，只能和他們分享成功的利益。而講論至高道德的人，和凡夫俗子也不可能有共同語言。如果要建立萬世的基業，就不能與眾人商議。因此聖人只要可以強國，又何必拘泥於傳統？”
秦國大夫甘龍反駁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只有按照舊的典章制度辦事，才能使官員熟悉規矩，百姓安定。”
衛鞅說：“常人只知道安於舊習，學者則往往陷入所知範圍不能自拔。這兩種人做官守法可以，可是不能和他們商討變法這等大事。聰明的人制定法律，愚笨的人受制於法；賢德的人因時而變，無能的人墨守成法。”
這幾句話無疑是在諷刺那些墨守成規的大臣，同時也表達了衛鞅的自信。當然，作為一國君主的秦孝公不會輕易被這幾句話打動，但問題在於，在這些話以前，他已經被打動了。由於秦孝公的鼎力支援，變法終於得以施行。
衛鞅變法主要是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好像沒有文化措施——這其實也很好理解，中國古代的變法往往集中在兩個目的上：富國和強兵。而在農業社會里，什麼樣的人民最利於富國強兵呢？——最好的臣民是隻會服從命令做事的臣民，知識越多越反動這條理論被歷史無數次證明了。所以歷來中國古代的變法，都不會在文化上做什麼文章，最好讓老百姓一輩子都笨下去。
現在我們首先看一看在經濟上，衛鞅都做了些什麼。
（1）廢井田，開阡陌。這是衛鞅變法中最具革命性的一條，簡單來說就是從奴隸制土體國有制轉向封建制土地私有制。法令規定，允許人們開荒，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賦稅則按照各人所佔土地的多少來平均負擔。
（2）重農抑商，獎勵耕織。重農抑商是中國的一項傳統，直到明朝中後期，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時，這種傳統仍未被打破，士農工商這種階層的劃分深深的植根於人的心靈。甚至於到現在，我們看到某某人經商發財，仍不禁與“奸商”相聯絡。從現在的角度看，重農抑商當然不對。但是就當時的情況，這種政策的推行，無疑會極大的鼓動農民去墾荒種地。
（3）統一度量衡。當時秦國各地的度量衡標準不一。為了保證國家的賦稅收入，衛鞅製造了標準的度量衡器，如今傳世之“衛鞅量”，上有銘文記有秦孝公 “十八年”“大良造鞅”監造，“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為升”。從“衛鞅量”中得知，衛鞅規定的1標準尺約合今公尺，1標準升約合今公升。由量器及其銘文可知，當時統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嚴肅認真的。衛鞅還統一了鬥、桶、權、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國人必須嚴格執行，不得違犯。這為秦始皇后來統一六國度量衡奠定了基礎。
接下來我們要看得是衛鞅的整治措施。還記得我們在上文裡提過，當時衛鞅變法來到秦國，當時他帶了一本李悝主編的《法經》，因此可以說衛鞅變法很大程度上是在借用魏國的法律。但是作為一個著名法學家，衛鞅一定會有他的獨創性。他在政治上徹底廢除了舊的世卿世祿制，以建立了封建專制主義的集權制為重點。在這個方面，他遠遠超過了他前輩吳起和李悝。而這也是秦國最終可以統一六國的一大要素。
其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有：
（1）獎勵軍功，廢除世卿世祿制，實行二十等爵制。這一制度的推行意味著以前宗室貴族們的長期飯票從此作廢，想吃飯？行，自己拿命掙去。而對於那些普通計程車兵來說，這無疑是一大福音，從此英雄不問出身，只問英勇殺敵。上戰場，能砍人，就可以成為朝廷新貴。這一制度的推崇使得秦國軍隊的戰鬥力大大加強。可見，人的本性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驅動的。然而這一制度的推行，從另一角度看，也是為衛鞅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史記》載：“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2）改革戶籍，編民為什伍，實行連做法。這招夠狠。將秦國的百姓變成了一根繩子上的螞蚱。百姓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一家有罪，九家告發，若有隱匿，十家並罪。同時，衛鞅還規定，旅店不能收留沒有官府憑證者住宿，否則店主也要連坐。
（3）推行縣制。這是一項具有革命性質的制度改革。具有分權味道的分封制變成了具有集權味道的縣制，從此以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衛鞅在秦國共設立了三十一個縣（也有史書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