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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鞅一直在公叔座的手下打工，《資治通鑑》上說公叔深知商鞅是一個有才幹的人，只是還沒來得及向魏王推薦，就重病不起。這個說法，我覺得有待商榷。從吳起事件上，我們對可以對公叔的品性察知一二，這個人應該不會允許一個有可能威脅到自己地位的人爬到自己的頭上。而從後來衛鞅在秦國幹得那些事，足以證明，衛鞅是有潛力爬到公叔座的頭上去的，並且只要給了衛鞅機會，他一定會這麼做，在權力的道路上，衛鞅同樣不是善類。
因此公叔座不可能在自己還沒有死的時候，就向當時的魏惠王推薦商鞅。
第一，這會給自己樹立了一個敵人。歷史告訴我們，人的本性中更多的是忘恩負義，一旦與權力沾上邊，父母兄弟尚且可以不管，更不必說一個外人。如果讓衛鞅得到重用，他很有可能取代公叔座的地位，這不是公叔座希望看到的。
第二，讓自己少了個得力干將。對於衛鞅的才幹，我想沒有什麼人會懷疑吧。這樣的人才放在自己的智囊團中，有事的時候可以給自己出謀劃策，沒事的時候，可以給自己說個笑話解解悶，多有意思啊——聰明人拍馬屁總是拍得不顯山不露水，既讓你舒坦了，又讓你覺得是那麼回事。
公叔座在魏武侯和魏惠王兩朝任國相，是一個政治老油條，當然深知這些，因此他只有在臨死前，才可能給衛鞅出頭的機會。當公叔座病重之時，他和魏惠王有過一番關於商鞅的交談。
在敘述這段交流之前，我想插敘一段內容。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細節，就是公叔座所任的兩屆政府，其最高元首的稱呼是有差別的。前者稱作侯，後者稱作王。在那個講究血統身份的時代，這種稱呼的變化是有其特別的意義的。
周天子取得天下後，分封天下諸侯，各諸侯國的元首有公侯伯子男五種爵位，每個諸侯國內部又有卿、大夫、士三個級別。《孟子&；#8226；萬章篇》中就有這方面的論述：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各諸侯國的首腦是不可以稱王的，他們一般只能以公或侯稱呼，比如春秋五霸裡的齊桓公、秦穆公，上文提到過的魏文侯等。從權力和地位上來說，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禮節上則有差別。當然了，我們知道，通常一般矛盾和特殊矛盾是並存的，總有那麼一些人比較的有個性。比如說，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他的稱呼就是王，而不是公。難怪至秦國統一六國，唯有楚人不服，尚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楚人的叛逆精神。
那麼魏武侯到魏惠王的變化是怎麼產生得呢？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魏、韓、趙三國正式接管了晉國的江山，這家股份制公司被徹底瓦解，晉靜公被廢，晉國從此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周烈王五年（前371），魏武侯病逝，因為沒有立太子，他的兒子魏和公中緩爭位，國家陷入大亂。韓趙兩國趁機落井下石，攻打魏國。然而在最後的決戰中，趙成侯和韓懿侯的意見相左。趙成侯認為應該殺死魏，立公中緩為國君，這樣就可以割地賠款，大大的撈一筆。而韓懿侯則想得更為長遠，他認為應該讓魏和公中緩各領魏國半壁江山，從而相互制衡，再不能對兩國產生威脅，用心極為歹毒。最終兩人搭不成協議，各自領兵回國，無功而返。
魏乘這個機會殺死了公中緩，即位為君，是為魏惠王。
在這個事件裡，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些啟示：
第一，儲君的重要性。不論是世襲制還是選舉制，不論是國家還是公司，未來領導人的培養和確立是至關重要的。否則將會導致很嚴重的後果。權力，這個東西就像某種神秘的藥品，明明知道一旦沾染就無法擺脫，但是還是有無數人心嚮往之，恨不能得。儲君之位未定，這就給了大股東們一個機會，你可以稱王，我也可以稱王，大家都是兩個眼睛一張嘴，憑什麼讓你做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因此爭奪就不可避免。如果確立了儲君，相對就好了許多。儘管這仍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