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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聽起來都像是在路邊隨便採來的玩意兒。
“你打哪兒知道這些東西，又是怎麼知道服用方法的呢？”
她聳了聳肩。“我的朋友告訴我的。我自己又上網查了查。”
“為什麼你不改用降脂藥呢？”
“我不想再吃藥了——那些藥都有副作用。”
這到底意味著什麼？這名受過教育的、睿智聰敏的女子，居然更願意服用這些輔助性藥物，而不是我依據自己多年行醫經驗所推薦的藥物。
有一天下午，我在聖地亞哥大街上的一盞紅燈下停下來，居然發現我自己的一名病人羅傑正踱出一家街邊小店，一邊走還一邊抻著襯衫。
我抬頭看了看店面招牌，上面寫著中文。我的第一反應是他只不過是去那兒找按摩師而已。紅燈亮了，羅傑看到了我，向我高興地揮著胳膊。
他來複診時，我正在檢查他的化驗單，他說：“上週我去做治療時碰到你了。”
“治療？”
“對啊，我去葉醫生那兒做針灸，我覺得真的很有效果；他來美國以前是北京的一名中醫大夫。他還會氣功呢。”
還是讓他走吧，我心裡想。如果有人說他居然去一名來自北京的大夫那裡看過病，你還有必要幫他檢查嗎？
“你說說看，怎麼會有效果呢？”
羅傑咧開嘴笑了：“他和我談了很久，說我體內的壓力失調，他幫我調和清理我體內的真氣，真氣是人體的精華。”
站在我那窗明几淨的診室裡，我試著想象出羅傑所去的那間簡陋的小診室，裡頭擺著許多沒經過消毒的銀針。我對這種治療手段持有複雜的態度，既有典型的西方人的懷疑主義精神，也夾雜著一絲敬畏與謙虛，因為我對它一無所知。
我像個被拋棄的怨婦一樣，開始有一種直覺：我的病人紛紛離我而去，尋求更有誘惑力和吸引力的治療手段，那些手段採取的技術與工具都遠勝於我。
我不贊同這些療法，並不是因為我對它們毫不瞭解。我只不過不想讓我的病人見了我之後，嚇得把裝著草藥茶的口袋偷偷藏在身後。我想搞清楚我畢生接受和從事的這種醫學訓練究竟還有哪些缺陷。
我去查閱了相關資料，無比震撼地看到2002年時的一項政府調查：超過半數的美國人使用精神療法來配合身體治療。這些療法從深呼吸和改善性的肌肉放鬆一直到催眠術、定向想象法和冥想等，無所不包。
資料還顯示，去傳統醫院就診的病人卻有所減少；病人心甘情願地從衣兜裡掏出上億美元付給那些根本沒有正規醫學院文憑的半吊子大夫。
這種現象比比皆是。我們的醫院裡盡是這樣的病人，他們從一家非個人的醫療機構裡轉到另一家，重複陳述著他們的病情。在我為急診病人忙得團團轉的時候，真的很難對那樣的病人產生任何共鳴和理解。
毋庸置疑，傳統西醫在許多方面都相當出色。我們尤為擅長處理急性病和身體外傷。如果你突發心臟病，你需要的是趕緊進一家正規醫院的急診室。
當我對那些資料抱有疑慮時，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替一名最近患上心臟病的54歲男人進行心臟搭橋手術，在這以前，我已經重複進行過好幾千例這種手術了。
隔天出院後，他情緒激動地打電話到我辦公室。
“直到上個星期，我還以為我自己挺健康的。”他告訴我的秘書說，“可現在我在做第六個療程的治療，而且，我的動脈裡頭裝著金屬支架。我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打擊。你們有沒有援助組織？我想和他們談談。”
當我的秘書把這件事告訴我時，我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我每天要做10個支架手術，有什麼大不了的？
“我們這兒可沒有什麼援助組織。”我一邊說著，一邊填著病歷表，並像往常一樣，在任務繁重的手術單上簽字。
但是，不久之後，我站在一家汽車經銷商店前，目睹了這一樣一幕場景：一名機械師正朝著一位顧客的車篷彎著腰，殷勤地向顧客解釋著他的汽車故障問題，有多少種處理方法可供選擇。顯而易見，那位機械師花在一名顧客的車子上的時間，可是遠遠超過了我花在一名病人身上的時間。
打那以後，我不斷地想著那名病人的請求。我從來沒有替病人設身處地地思考過，“身體裡放了一片小金屬”這件事到底意味著什麼。我每天要與心臟支架打無數次交道，早就司空見慣，可是，支架對病人來說，它影響了他們的生命程序。
有人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