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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我們只能鼓勵去接觸病人最粗淺的表面。蜻蜓點水式的工作方式在醫院裡隨處可見。這就意味著你可以把更多的感情節省起來，放在你自己所愛的人身上。
正是因為不滿於這樣的觀念，所以，從很早開始，我就決定把病人視同自己的家人。
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傾聽病人的誘惑，於是，我開始嘗試著聽聽病人在說什麼，其實，我也看到了非常多的病人渴望醫生能聽聽他們說什麼。其實，病人的傾訴比那些心電圖表或心臟手術更能反映真實病情。
看望了拉斯的那天晚上，我夜不成寐。
我從床上起來，開啟電腦，搜尋著一些關於印第安原住民的網頁。在一篇文章裡，我讀到了有關“達鬱卡塔”——這是一個印第安語詞彙，意思是“和諧平衡”。
我讀到了這樣的語句：“孤獨一人，與世隔絕，沒有家人朋友，作繭自縛，這是許多種疾病與身體失調的症因。”
第四章 憤怒的回聲（5）
我想到了拉斯握緊的拳頭，和他像石頭一樣冷硬的臉孔。
我理解了他的憤怒。
他一度是一個強壯驕傲的男人，可是，他失去了生活中最寶貴的東西。他發現自己是一名被剝奪者，一名被拋棄者，他的精神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他無處可去，心中的苦悶也無人可以傾訴。
在美國西部文化中，群體或社群往往會包含個體的價值。拉斯失去了他所屬的集體，成了飄浮無定的個人，失去了他可以從中汲取智慧的東西。
他有如行屍走肉一般，安靜地燃燒著怒火，最後，孤立無援地患上了心臟病。
這就是他故事的核心所在。
如果我是在我的職業生涯遇到拉斯的話，我們的故事也許很快就了結了，根本沒有任何開始。他一定是源源不斷地湧入我辦公室的病人流水線中的一員，我只是機械地切開他的動脈，根本不會在意他們的生活，更不會開啟他們的心扉。
拉斯出院後，也許還會回到他的家裡，繼續保持他愛吃豬肉、馬鈴薯和喝可口可樂的飲食習慣。他繼續把自己的沮喪和壓抑埋藏在心裡，最後，他的血管又會再一次堵塞。
我既然幫他治療過心臟，我的職責就不能無視這樣的可能性。
但我改變了——因為，我的病人把我改變了。他們向我顯示了洞悉心臟真相的重要性。他們告訴我，心血管病是身體、精神與感情三重作用之下的疾病。也許，在傳統西方醫學與如今並存的各種輔助性療法之間，應該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樑。
我在斯克裡普斯中心參與了“心臟治療計劃”，這個計劃專門幫助心臟病人從生活方式入手，改變不良的生活習慣，我要求拉斯也加入進來。
在我們下一次會診時，我告訴他：“我已經盡我所能來幫助你了；現在該是你自己努把力的時候了。我需要你採取一切辦法保持動脈的暢通。你以後必須改變飲食習慣、進行適度鍛鍊、減肥、降低血壓。但是，我同樣需要你試著換個角度思考問題，你要相信自己會恢復健康，而且，你自己也要願意恢復健康。”
我把我們這個“心臟治療計劃”的說明冊發給他，這個計劃的進行地點在太平洋邊上。通常而言，這應該是病人非常樂意看到的東西。可是，拉斯的反應卻截然不同。他草草瀏覽了幾頁，我看到一層熟悉的陰影又籠罩在他臉上。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他說。
“有什麼問題嗎？”
“我只是搞不太明白。”
“拉斯……”
他抬起頭看了我一眼，那層陰影煙消雲散了。
“我付不起拉約拉的旅館費用。”他告訴我。
我遠眺著他身後那蔚藍的海洋；作為一個遠離故鄉的紐約人，我有時仍然希望能看到高樓大廈。在我面前的太平洋儘管如此美麗，我卻對它無動於衷。
我應該怎麼幫助我面前的病人呢？我問我自己。他現在正處於轉折點上，我還應該做些什麼呢？
從我進入醫學院開始，病人與醫生之間的溝壑已經影響到了我。
我的職業訓練告訴我，我是醫生，拉斯是病人；他生著病，而我是健康的；我有答案，他有疑問。我被教育說，我們兩個人的角色應該是界限分明的，我有解答問題的智慧，而拉斯的角色應該是被動地服從與接受。
但這樣的安排根本行不通。我從病人身上學到的東西遠比從醫學期刊論文或教科書上學到的東西多。而且，如果我對病人保持超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