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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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務機構，到處佈滿“包探”，緝捕革命黨人，並規定“拿獲革命黨首領賞銀千兩，一般黨徒五百兩”。④儘管作了周密的佈置，他還是放心不下，“夙夜焦思”。清政府鎮壓萍、瀏、醴起義不久，即1907年2月8日，他給西太后上密摺說：民主革命的學說“中於人心”，海外留學生“靡然從之”，開演說會、紀念會，“聽者數千人”'“履霜堅冰，漸難收拾”。並建議採取以下“拔本塞源”四策：

一、勾結日本政府，驅逐孫中山，查禁革命黨。他說：“革命排滿之說，以孫中山為罪魁”'“應責成駐日使臣隨時查訪逆情，向日政府按公法理論”，“凡華人在彼國購辦軍械有謀為不軌實跡者，固然須切實查拿懲力、”'“即倡言排滿革命，煽惑人心，妨我治安者，亦應一律嚴禁”，“使逆酋無托足之區”。

二、派人到國外華僑中作欺騙宣傳，使其擁護清政府。他說：“應飭外務部招選明白事理、長於口辯之員，優給費用，派赴各國使館，酌改裝束，作遊歷紳商，分赴著名巨埠，招集華僑演說國家變法自強之理，與國民同舟共濟之義，以解散逆黨、抵為浮言，並聯絡各報館，使海外商民回面向內。”

三、限制出國留學生，於留學生中“安插眼線”。他說：“應請飭下各行省轉行海關，嚴查出國學生，不論前往何國，如無諮送文憑，概不準聽其自往，並請旨施下駐日使臣兼留學生監督。重賞購錢，密查學生之附合該黨者，分諮各該省原籍，責成該生家屬招回管束”，“苟逆黨孤立無助，其勢自衰”。

四、取締革命書報。他說：“近來逆書逆報甚多，其尤者如《民報》，如《迴天手段》……”“內地總行嚴禁”'“若按戶嚴搜，必多騷擾；聽其滋漫，則隱患無涯”。“應請旨飭下學部編定教科書，將忠君愛國之義，進化合群之理，反覆申明，俾家經而戶誦之，庶淫辭邪說不得行其蠱惑之方”。⑤

西太后對四策全部採納，當天批令“外務部學部認真辦理”。⑥

經清政府駐日公使楊樞要求，日本政府令早稻田大學和中央大學於1907年2月17日開除與同盟會有關係的的中國留學生39人。3月4日又迫令孫中山離境。8月21日，清政府派農工商部侍郎楊士琦前往東南亞各國，名為“考察商務，獎勵華僑”，實則作欺騙宣傳，妄圖斷絕廣大華僑和革命黨人的聯絡。⑦23日，清政府又密令各省督撫查拿革命黨。

清政府用殘暴的屠殺政策並沒有把革命黨人嚇倒，加上上述各種鬼蜮手段也無濟於事。他們對於革命人民所作的種種迫害，歸根結底，只能促進人民更廣泛更劇烈的革命。

孫中山離開日本之後，移居越南河內，設立革命機關，繼續積極領導國內革命運動，連續發動多次武裝起義。1907年，先後有潮州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欽州、廉州、防城起義，鎮南關（今友誼關）起義，以及光復會徐錫麟領導的安慶起義。1908年有欽州起義、河口起義和熊成基發動的安慶起義。1910年2月和1911年4月又有兩次廣州起義。這些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但無數革命志士，滿懷愛國激情和民主理想，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前仆後繼，百折不撓，給清王朝一次又一次打擊，使“革命黨”的名聲威震全國，鼓舞了全國人民的反抗精神，同時也震驚了封建統治者，使他們聞風喪膽，談虎色變，大大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潰過程。如1907年安慶起義，“京中王公大臣接警電”後，嚇得“心驚肉跳”，各省督撫也“有戒心”“乘輿所至，護衛者數百人，執戈荷槍，如防大敵”。就是一向被人稱讚為“有膽”的袁世凱，也嚇得忙“將署內人員拍照小影”，出入檢查；又把“署前後左右原有小攤以及星卜算命之流，肩挑小販之屬”'“全行驅逐”，深恐革命黨人“混入，以行不軌”。⑧

同盟會在發動武裝起義的同時，還陸續派遣會員到各省新軍、會黨及學堂中進行組織和宣傳工作，建立各種形式的革命團體，積蓄革命力量，為大規模的起義作準備。在湖北新軍中，先後建立了軍隊同盟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1911年初，振武學社改組擴大為文學社，蔣翊武任社長，秘密聯絡各營中計程車兵，不及半年，便發展社員三千多人。與文學社齊名的共進會，在湖南、湖北的會黨和新軍中也吸收了許多會員，影響很大。在長江下游各省，除光復會外，還有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組織的同盟會中部總會，他們的活動，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就在袁世凱控制最嚴密的直隸省，也出現了同盟會員組織的共和會、鐵血會和急進會等革命團體，會員分佈於保定、天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