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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司戴德就揚言,“如果清朝獲得像袁世凱那樣強有力的人襄助,叛亂自得平息”。④朱爾典多次拜訪奕匡力,美國駐京公使嘉樂恆也會見攝政王載灃,均表示願意看到清政府起用袁世凱。
載灃見中外一致認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只得於14日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並督辦剿撫事宜”。但他對袁世凱疑忌重重,當天又下了一道上諭,規定袁世凱“節制調遣”“所有該省軍隊暨各路援軍”,而對“昌、薩鎮冰所帶水陸各軍”,即北洋軍及海軍,只能“會同調遣”。⑤這就是說在指揮北洋軍的問題上,袁世凱只能充當昌的副手。
自保路運動爆發後,袁世凱一直密切注視著國內的政治形勢。他佈置在各地的坐探,不斷向他報告訊息。武昌起義的第二天,即10月l1日(夏曆八月二十日),適逢他的五十二歲壽辰。由於政局動盪,不少人估計他可能再起,所以前來祝壽的心腹親信比往年更多:趙秉鈞、張錫鑾、倪嗣沖、袁乃寬、王錫彤等,“鹹集洹上”。這天,正當養壽園內大擺酒宴、演戲祝壽時,武昌起義的訊息突然傳來,“客座相顧失色”。袁世凱對近在身邊的革命戰火,頗感慌恐不安,立刻下令停止祝壽活動,“劇宴皆止”。⑥同時,他馬上意識到,期待已久的出山時機已經到來。他說“此亂非洪楊可比”,不可等閒視之。言談之間頗有“收拾殘局捨我其誰”之概。他決心乘機東山再起,可是在什麼時候和以什麼名義出來最穩妥、最有利呢?這是他反覆考慮的問題。
袁世凱對掌握政府大權的載灃仍憤憤不已,自然不肯去支援他。起初,他曾有稱王稱帝自開局面的設想。倪嗣沖等也極力向他勸進說:天下大亂,民無所歸,捷足者先得。袁世凱反覆考慮以後,認為這種做法風險太大。因為:“一、世受清室恩遇,從孤兒寡婦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為後世所詬病。二、清廷舊臣尚多,如張人駿(兩江總督)、趙爾巽(東三省總督)、李經羲(雲貴總督)、升允(陝西巡撫)均具有相當勢力。三、北洋舊部握軍權者,如薑桂題、馮國璋等,尚未灌輸此種思想。四、北洋軍力未達長江以南,即令稱帝,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須用兵。五、南方民氣發達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據徐世昌後來回憶說,由於上述五方面的考慮,袁世凱沒有稱帝,而傾向“表面維持清室”。⑦
14日,阮忠樞持奕匡力親筆函由北京前來,勸袁世凱出任湖廣總督。同時,楊度也由北京抵達,勸他不要應命。袁克定、王錫彤“力袒楊”'“他人或袒阮,交進迭諫”。一天,王錫彤問袁世凱:“公之出山為救國也,清廷親貴用事,賄賂公行,即無鄂禍,國能救乎?”
袁:“不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
王:“然則公何以受命?”
袁:“託孤受命,鞠躬盡瘁。”
王:“專制之國不容有大臣功高震主,家族且不保,前朝例甚多。同是漢族已不能免,況非一族。”
袁勃然變色,大聲說:“餘不能作革命黨,餘且不願子孫作革命黨。”⑧
袁世凱從來視革命黨如洪水猛獸。反動階級的本性使他不甘心讓革命勝利,而決心以“託孤受命、鞠躬盡瘁”為幌子,趁機先取得清廷的軍政大權,再來撲滅革命。他認定這樣奪取權力,“順理成章,千穩百當”。
清廷於14日給他的權力,不能滿足他的慾望。隔了一天,他就復奏說:“值此時艱孔亟,理應格遵諭旨,迅赴事機。惟臣舊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近自交秋驟寒,又發痰喘作燒舊症,益以頭眩心悸,思慮恍惚。雖非旦夕所能就愈,而究系表症,施治較舊恙為易”。“一俟稍可支援,即當力疾就道,藉答高厚鴻慈於萬一”。⑨他既不堅辭,也不請賞假,只是藉故拖延。在此期間,他並沒有消極等待,而是極力爭取權力。他一再向清廷建議“必須籌備萬全,厚集兵力,知己知彼,一鼓盪平”。他還致電湖北前線的昌說:“王師宜策萬全。稍有失利,大局益危。”⑩對北洋將領更告誡道:“亂黨頗有知識,與尋常土匪為亂情勢迥有不同,且佔據武漢負隅之勢已成,誠有不可輕視者。”“脫令出師太驟,萬一偶有失利之處,則關係大局實非淺甚少”。'1'同時他又奏請撥給軍費四百萬兩,以便其能召募軍隊。又奏請起用已開缺的王士珍、張錫鑾和已革職的倪嗣沖,並調段芝貴、陸錦、張士鈺、哀乃寬等到彰德“委用差遣”。還要求飭令馮國璋“迅速來彰,籌商一切”。'2'等等。
袁世凱以“調治”疾病和“籌備佈置”為藉口,作出不能立即南下督師的姿態,北洋軍各將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