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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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司戴德就揚言，“如果清朝獲得像袁世凱那樣強有力的人襄助，叛亂自得平息”。④朱爾典多次拜訪奕匡力，美國駐京公使嘉樂恆也會見攝政王載灃，均表示願意看到清政府起用袁世凱。

載灃見中外一致認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只得於14日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並督辦剿撫事宜”。但他對袁世凱疑忌重重，當天又下了一道上諭，規定袁世凱“節制調遣”“所有該省軍隊暨各路援軍”，而對“昌、薩鎮冰所帶水陸各軍”，即北洋軍及海軍，只能“會同調遣”。⑤這就是說在指揮北洋軍的問題上，袁世凱只能充當昌的副手。

自保路運動爆發後，袁世凱一直密切注視著國內的政治形勢。他佈置在各地的坐探，不斷向他報告訊息。武昌起義的第二天，即10月l1日（夏曆八月二十日），適逢他的五十二歲壽辰。由於政局動盪，不少人估計他可能再起，所以前來祝壽的心腹親信比往年更多：趙秉鈞、張錫鑾、倪嗣沖、袁乃寬、王錫彤等，“鹹集洹上”。這天，正當養壽園內大擺酒宴、演戲祝壽時，武昌起義的訊息突然傳來，“客座相顧失色”。袁世凱對近在身邊的革命戰火，頗感慌恐不安，立刻下令停止祝壽活動，“劇宴皆止”。⑥同時，他馬上意識到，期待已久的出山時機已經到來。他說“此亂非洪楊可比”，不可等閒視之。言談之間頗有“收拾殘局捨我其誰”之概。他決心乘機東山再起，可是在什麼時候和以什麼名義出來最穩妥、最有利呢？這是他反覆考慮的問題。

袁世凱對掌握政府大權的載灃仍憤憤不已，自然不肯去支援他。起初，他曾有稱王稱帝自開局面的設想。倪嗣沖等也極力向他勸進說：天下大亂，民無所歸，捷足者先得。袁世凱反覆考慮以後，認為這種做法風險太大。因為：“一、世受清室恩遇，從孤兒寡婦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為後世所詬病。二、清廷舊臣尚多，如張人駿（兩江總督）、趙爾巽（東三省總督）、李經羲（雲貴總督）、升允（陝西巡撫）均具有相當勢力。三、北洋舊部握軍權者，如薑桂題、馮國璋等，尚未灌輸此種思想。四、北洋軍力未達長江以南，即令稱帝，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須用兵。五、南方民氣發達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據徐世昌後來回憶說，由於上述五方面的考慮，袁世凱沒有稱帝，而傾向“表面維持清室”。⑦

14日，阮忠樞持奕匡力親筆函由北京前來，勸袁世凱出任湖廣總督。同時，楊度也由北京抵達，勸他不要應命。袁克定、王錫彤“力袒楊”'“他人或袒阮，交進迭諫”。一天，王錫彤問袁世凱：“公之出山為救國也，清廷親貴用事，賄賂公行，即無鄂禍，國能救乎？”

袁：“不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

王：“然則公何以受命？”

袁：“託孤受命，鞠躬盡瘁。”

王：“專制之國不容有大臣功高震主，家族且不保，前朝例甚多。同是漢族已不能免，況非一族。”

袁勃然變色，大聲說：“餘不能作革命黨，餘且不願子孫作革命黨。”⑧

袁世凱從來視革命黨如洪水猛獸。反動階級的本性使他不甘心讓革命勝利，而決心以“託孤受命、鞠躬盡瘁”為幌子，趁機先取得清廷的軍政大權，再來撲滅革命。他認定這樣奪取權力，“順理成章，千穩百當”。

清廷於14日給他的權力，不能滿足他的慾望。隔了一天，他就復奏說：“值此時艱孔亟，理應格遵諭旨，迅赴事機。惟臣舊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近自交秋驟寒，又發痰喘作燒舊症，益以頭眩心悸，思慮恍惚。雖非旦夕所能就愈，而究系表症，施治較舊恙為易”。“一俟稍可支援，即當力疾就道，藉答高厚鴻慈於萬一”。⑨他既不堅辭，也不請賞假，只是藉故拖延。在此期間，他並沒有消極等待，而是極力爭取權力。他一再向清廷建議“必須籌備萬全，厚集兵力，知己知彼，一鼓盪平”。他還致電湖北前線的昌說：“王師宜策萬全。稍有失利，大局益危。”⑩對北洋將領更告誡道：“亂黨頗有知識，與尋常土匪為亂情勢迥有不同，且佔據武漢負隅之勢已成，誠有不可輕視者。”“脫令出師太驟，萬一偶有失利之處，則關係大局實非淺甚少”。＇1＇同時他又奏請撥給軍費四百萬兩，以便其能召募軍隊。又奏請起用已開缺的王士珍、張錫鑾和已革職的倪嗣沖，並調段芝貴、陸錦、張士鈺、哀乃寬等到彰德“委用差遣”。還要求飭令馮國璋“迅速來彰，籌商一切”。＇2＇等等。

袁世凱以“調治”疾病和“籌備佈置”為藉口，作出不能立即南下督師的姿態，北洋軍各將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