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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因緣了。這種宿命論思想,是公孫龜年第一次走進這座城市,第一次瞭解到這座城曾叫龜城時,就曾屢屢“一閃念”地出現過的。
多年以後,當公孫龜年又把他人生的最後一段規跡、最後一個驛站,從這座古稱龜城的大都市,轉移到幾百公里之外一個叫龜峁山的山、一個叫龜峁莊的小山莊時,他這種宿命之感,就不僅僅是一種“一閃念”了,而幾乎就是一種對命運的認可。不過那是後話。
是啊,這座日益走向現代化的大都市的人們,彷彿是突然間,知道了自己居家的這座城市這條河,帶“龜”字似的,於是這個“龜”字驟然間就火紅火爆起來。許多新興建築、新興單位和部門,競先擠入這“龜”字命名系列,晚報叫《龜城晚報》,店門外一座 40 層大樓叫龜門大廈,梅輝泊公園人工新造一座小山,乾脆仿古叫靈龜山,傍山錯落有致修築的一座古典式賓館,也以龜字命名叫靈龜山莊、靈龜名人俱樂部。有人曾開玩笑地說,龜與鱉同類,俗名都可通稱王八,倒不如把我們城市叫王八市算了。
緊傍梅輝泊公園,與靈丘山莊和靈丘名人俱樂部一牆之隔的梅輝大街 43 號院,在這座古城現代化的新區——梅輝區,絕對算得上最不起眼,甚至可以說是實在有點寒酸的建築。這是一個座北朝南的小小院落。主樓是一座五層小樓,西北與東南是兩座相對稱的廂樓,與臨街的那座四柱拱型牌樓式院門建築,形成一個小小四合院。那座牌樓的門分為三道,中間是正門,兩邊各一個旁門。正門兩扉,旁門各一扉,均為不鏽鋼筋做成的柵欄門。所有門的上面,均飾以不鏽鋼細鋼筋和鋼板焊成的雲紋圖飾。四根方形門柱上都貼有純白色馬賽克貼面,這是時下最為流行的一種建築牆飾。每一門柱上都掛有匾牌,但最顯眼的還是大門和左旁門之間門柱上,那一方長方形的金色銅牌,上面鐫刻四個描紅凹形大字:《場》雜誌社。其中,書名號中那個“場”字,是採取毛澤東行草手書,其餘字均是宋體。
哦,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場》雜誌社!
哦,這就是後來同樣大名鼎鼎的作家馱夫,任黨組書記、總編輯兼社長,黨務政務業務一肩挑的《場》雜誌社!
但此刻,這位未來的大名鼎鼎的作家馱夫,還不叫馱夫,他現在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將來會叫馱夫。現在他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普通的軍隊轉業幹部,複姓公孫名叫龜年的軍隊轉業幹部而已。
009
當“公孫龜年”這個排職軍官的名字,躋身在那一年數以萬計的軍隊轉業幹部名單中,分流進這座省會城市,走進這家人員不上百,卻全國都負盛名的《場》雜誌社,還沒有被人們叫熟的時候,就讓他的一個新取筆名“馱夫”,如炸雷般給淹沒了,淹沒成一根無人知道的小草。
另外,還有一件事,也是人們絕對想不到的。那就是,直到本名叫公孫龜年這個人,在這個世界上即將消失之時,人們凡才瞭解到,就是這個公孫龜年,還有過另外一個名字,一個被歲月風塵湮沒的筆名,且是一個不亞於炸雷般為他贏得巨大聲譽的“馱夫”二字的筆名。那個筆名和“馱夫”只一字之差叫“縴夫”。不過,那縴夫不是一位小說家,而是一位詩人。80年代中葉岀版的《中國當代百名文學家傳略》中,就收有大名鼎鼎的“縴夫”條目。可惜,只有語焉不詳的幾句話。
事實上,隨著筆名馱夫的公孫龜年其人的消失,在更為少數的一部分人中,還有著更為令人吃驚的發現。
如果說人們發現,現在的著名作家馱夫原來就是當年的著名詩人縴夫,那只是一個被人包裝過的,許多當代中國讀者儘管不得其詳,但誰都知道那是一個“受過處分的詩人縴夫”的話,那麼,更為少數人發現的“縴夫即千夫”這個事實,可就沒有那麼簡單了。在一些人頭腦裡,“千夫”是一個“歷史反革命”概念。儘管已經有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透過的《關於建國以後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十多年前,黨就為“文革”中多如牛毛的此類事件在大原則上昭雪平反了,連“文革”中許多“著名反革命”,後來都成了全面否定“文革”的英雄,但公孫龜年卻似乎必須是一個例外。
以改革開放為旗幟的中國社會大轉型,雖然在一年年、一月月、一天天深入發展著,而有些揮之不去的歷史陰影,卻如影隨形,如反反覆覆的倒春寒,總令人想起“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因而“冰消三尺也非一日之暖”。所以公孫龜年的幾乎沒有什麼故事情節的,一生榮辱,對我們這個似乎全民都習慣於“政治掛帥”的國度,也就顯得格外的意味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