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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指出：1958年“那場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在他悼念劉伯承的文章中重申：“那是不公正的。”
在1966年鄧小平第二次遭受政治磨難之時，劉伯承仍十分關心他。身體多病的劉伯承見到陳毅，一下子提出了很多問題，他關切地問：少奇、小平同志還好嗎？芽儘管他力不從心，但是關切情誼令人感動。
劉、鄧的親密無間的戰鬥友誼連毛澤東也銘記在心，1947年下半年，毛澤東比較早地在電報中稱呼劉、鄧所部是“劉鄧大軍”，多次稱讚劉、鄧“部署完全正確”，“決心完全正確”。1972年，他在陳毅追悼會上講鄧小平是人民內部矛盾，半年多以後，他又指示說：鄧小平協助劉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的。
劉、鄧十多年在一起，也並非一點爭論也沒有，鄧小平講：“我們偶然也有爭論，但從來沒有哪個固執己見，哪個意見比較對，就一致地做去。”他和劉伯承結合兩個人的親密相處來教育一些不注意團結的幹部：某些同志對上下、對同級發生意氣之爭，遇事總以為自己對，人家不對，總想壓倒別人，抬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結果弄出錯誤，害黨誤事。“假如這些同志一切從國家、人民和黨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的榮譽地位出發，那怎麼又會犯這樣的錯誤呢？芽”
1989年11月，鄧小平在回顧二野戰史時，說過這樣一段話：“二野的內部關係是非常團結、非常協調的。上下級之間，各縱隊之間，甚至於更下層一點，關係都很協調。你們可能注意到，從戰爭一開始，每一次的具體作戰，指揮的都是各縱隊的頭頭，劉鄧沒有親自到戰場上指揮過一個戰鬥行動。……野戰軍的領導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領導，這種互相團結、互相信任的關係從作戰一開始就是這樣的。這是個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鍛鍊成這麼樣一個了不起的部隊，主要靠這一條。”劉、鄧的以身作則是關鍵。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長（1）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長，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時間也最長
鄧小平的女兒曾經這樣問父親：在留法的人中間，你與哪個人的關係最為密切？他的回答語句不長，卻概括了兩個人關係的主要之點：還是周總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長，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時間也最長。
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公開看到過鄧小平與周恩來單獨往來的信件，但是，誰都不能否認，這兩位中國現代史上巨人的兄弟情意和戰鬥友誼。真可謂：此時無聲勝有聲。
女兒這樣概括了父親與周伯伯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情誼。在法國的兩年，在20年代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蘇區，在長征路上，在革命戰爭中，在建國後的黨和國家最高機關中，直到周伯伯為黨、為國、為人民鞠躬盡瘁，吐出最後一息，父親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中，一直是周伯伯的得力助手和忠誠戰友。在周伯伯病重時，父親頂住壓力，治國治軍，替周伯伯分擔重任；在周伯伯垂危時，父親通宵達旦守候在周伯伯的病榻旁邊；在周伯伯去世後，父親忍住巨大的悲痛，代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為周伯伯致了悼詞。
1。相識於異國他鄉。鄧小平與周恩來相識應當追溯到20年代，地點是在異國他鄉的法國，兩個人第一次會面的具體情節，後來他們都沒有回憶過。但可以肯定，是革命鬥爭，使兩個人走到一起。
有的老同志回憶：1923年夏天，在法國巴黎召開了旅歐共青團第二次代表大會改選領導，會上產生了書記局，由周恩來任書記，李富春任宣傳，尹寬任組織，傅鍾、鄧小平也是負責人，會上決定改《少年》為《赤光》，但實際上到1924年2月才實現改版。
《少年》雜誌創辦於1922年8月，周恩來負責編輯、發行和主要撰稿。周恩來等經常在上面發表文章，闡述共產黨的性質和作用，解釋馬列主義基本原則。共出版了13期。鄧小平和李大章刻蠟板。據說，“油印博士”這一稱呼，就是周恩來給鄧小平起的。《少年》改為《赤光》後，鄧小平也化名發表些文章。當時，這個刊物編輯部設在巴黎義大利廣場旁邊。對此，鄧小平念念不忘，50年後，他在途經巴黎時還去這個地方看了看，可惜，時過境遷，已面目全非，可以說，從1923年開始，鄧小平已直接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了。1926年，周恩來回國前，同志們和他合影留念，鄧小平也參加了，這也是兩人早期革命活動的見證之一。
2。並肩戰鬥在龍潭虎穴。鄧小平和周恩來的再度工作在一起，是在1927年年底，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