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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長（2）
然而，他們又共同遇到了危險。鄧小平後來回憶說：我同周總理、鄧大姐、張錫瑗住在一個房子裡。那時我們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發現了周住在什麼地方，要來搜查，他們通知了周恩來，當時在家的同志就趕緊搬了。但我當時不在，沒有接到通知，不曉得。裡邊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門，幸好我們特科有個內線在裡面，答應了一聲要來開門。我一聽聲音不對，趕快就走，沒有出事故。以後半年的時間，我們連那個弄堂都不敢走。用鄧小平自己的話來講，這次遇險連同和羅亦農接頭的遇險，“是我遇到的最大的兩次危險。那個時候很危險呀！半分鐘都差不得！”
3。共同的歡樂和困惑。1929年7月至8月間，鄧小平奉黨中央、中央軍委派遣，告別了妻子，告別了周恩來，趕赴廣西做統戰工作。後來，和李明瑞、張雲逸一起，發動了百色起義、龍州起義。
身在上海的周恩來，對鄧小平等領導的百色起義等分外重視。1930年1月，鄧小平回到上海不久，黨中央和軍委領導同志即聽取了關於廣西地區紅軍工作情況的彙報，並進行了討論。鄧小平在報告中，分四個時期，詳細地彙報了廣西前一階段的工作，並對今後的工作提出了設想。
討論會進行到最後，軍委的領導同志作了結論性發言。比較客觀地評價了廣西的鬥爭形勢和鄧小平的工作，並指出了廣西省今後的工作。據有人考證，這位發言人即是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周恩來。後來，《軍事通訊》上全文發表了這次彙報討論會的記錄，並發表編者按說：“我們本來不準備再把討論的記錄全部發表，只因為廣西這個轉變是全國範圍內最有組織最有意識的一次兵變，站在目前應擴大全國兵變的意義上，發表這個記錄，把這次兵變所得的教訓和經驗傳播到各地方黨部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見，對鄧小平在廣西工作的情況，黨中央和軍委表示滿意，評價很高，當時，周恩來實際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
1931年初，鄧小平又回到上海彙報工作，而這時，黨的內部經受一次巨大的分歧和糾紛。1月，黨中央在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指導”下，秘密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一夥上臺，以“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為名，到處拿“國際路線”壓人，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指導”了六屆四中全會後，又在中國停留了半年左右時間，一切重大問題都由他一個人決定，沒有任何討論餘地。結果，中央的威信被剝奪殆盡，黨內思想極度混亂，小組織活動到處都是。周恩來處境艱難，他的想法是“顧全大局，相忍為黨”。對鄧小平，王明“左”傾路線占主導地位的中央，表面上明顯冷淡，不聽彙報，不安排工作，實際上給紅七軍發去指示信，嚴厲地批評紅七軍工作，表示出對鄧小平的不滿。對這些情況，鄧小平是心中有數的。於是，他除了按時從中央領取生活費外，就是和幾個老友偶爾相聚，發發牢騷。這可以說是他政治上一個很困難的時期。這年8月，鄧小平從上海來到了中央蘇區首府——瑞金，擔任了瑞金縣委書記。4個月後，周恩來也來到瑞金，就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
4。同患難共甘苦。1933年1月，正當周恩來、朱德，根據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指揮第四次反“圍剿”時，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等到達中央蘇區，一場全面推行與抵制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鬥爭開始了。2月，蘇區中央局機關報《鬥爭》點名說鄧小平等4人是“江西羅明路線”的“領袖”。隨後，對鄧小平等4人進行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責令他們作出“申明”和“檢討”。但是，鄧小平等4人並未屈服，堅持正確的觀點和主張。這更加激怒了堅持“左”傾路線的領導者。接連幾個月，臨時中央、中央局派人坐鎮江西省委，透過決議，對他們作了組織處理，給鄧小平等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還責成他們去基層改造，進一步“申明”和“揭發”自己的“錯誤”，“再不允許有任何的掩藏”。鄧小平政治上受到打擊，生活上也有波折，在他遭受批判以後，1933年，他的第二個妻子離開了他。這是他政治上三次磨難的第一“難”。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長（3）
此時，周恩來雖然還在中央的決策層，但他的境遇也越來越困難。他擔任的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因臨時中央同蘇區中央局合併為中共中央局而取消，他提的正確意見沒有被採納，反倒惹怒了當時的中央領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