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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縣古城,地處中原戰場的樞紐地帶,扼南北交通要衝,是津浦路徐州、蚌埠之間的一個要點,是國民黨軍隊徐州重兵集團要塞和極為重要的後方補給基地,同時也是該集團通往南京大本營的必經之路。
1948年10月11日,中央軍委、毛澤東發出《關於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確定華野集中兵力殲滅徐州以東黃伯韜兵團。中野部署攻擊鄭州、徐州,鉗制黃維等部,鄧小平、陳毅指揮中野主力於10月下旬東出徐蚌線。解放鄭州以後,陳毅、鄧小平在同軍委和毛澤東的往來電報中,數次提出前出徐蚌線,攻擊宿縣問題。毛澤東也把攻佔宿縣、蚌埠作為中野主力的進攻目標之一。認為我軍在徐蚌線以西地區出現,“對整個敵人威脅極大,這種威脅作用,勝過汴徐線上打一勝仗”。顯然,軍委和毛澤東,陳毅、鄧小平都把進攻徐蚌線各點的行動看做是戰役牽制。這就是毛澤東後來所說的:“對隔斷徐蚌,使徐敵完全孤立這一點,那時尚不敢作這種估計。”
11月2日,陳毅、鄧小平發現孫元良兵團開向宿縣,即判斷劉汝明兵團可能放棄商丘,退守碭山、黃口地區,邱清泉兵團則可能縮回徐州,似有轉入東援黃伯韜的跡象。所以,他們致電中央軍委並告劉伯承上述敵情,提出新的作戰方案。中心意圖是從西、南兩個方向對徐州採取攻勢行動,並準備以一部兵力攻佔宿縣、徐州中間地區,在孫元良北援時殲其一部。後來,鄧小平多次講:“宿縣是關鍵,佔了宿縣,就把徐州和南面切斷了。實際上形成了對徐州的戰略包圍。”
從軍事理論上來講,如果切斷敵軍退路不是單純的佯動,而是認真的行動,那麼,只有進行決定性會戰,或者至少創造決定性會戰所必需的一切條件,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認為:“正是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包含著較大的成果和較大的危險這兩個因素,因此,一個統帥必須有種種有利條件做根據,才有理由採取這種行動。”劉伯承在11月3日給陳毅、鄧小平並告中央軍委的電報中,更加明確地表現了劉、陳、鄧等前線指揮員認識戰局的敏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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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戰役成立了總前委,我當書記(2)
來電認為,敵重兵集團堅守徐州,其補給線只是一津浦路,怕我截斷,故令孫元良兵團到宿縣。邱、劉兩敵也有如陳、鄧所料之趨勢。故來電請陳、鄧切實考慮:只要不發生重大的不利變化,陳、鄧主力似應力求首先截斷徐、宿間鐵路,造成隔斷孫兵團,會攻徐州之形勢,即從我軍會戰重點之西南面斬斷敵人中樞方法,收效極大。這樣,不僅孫兵團可能北援,便於我在運動中予以攻擊,邱兵團亦可能被迫南顧,減輕其東援對我之壓力,對整個戰役幫助極大。
鄧小平、陳毅素知劉伯承多謀深算,來電所提建議與自己想法不謀而合。即斬斷徐蚌線,當前目標是攔腰切斷敵徐州集團後方補給線,把敵注意力吸引到徐州以南,減輕其主力東援黃伯韜兵團的壓力。最終目標是隔斷徐州敵重兵集團與國民黨南京大本營聯絡,徹底陷敵以孤立,最後徐圖各個殲滅。奪取宿縣,顯然是“甕中捉鱉”的要招。於是,鄧小平和陳毅將所擬宿蚌地區作戰方案上報軍委,並電令粟裕等注意判明敵人動向,所得情況即告。
果然,鄧小平等不久就收到了粟裕等人來電,據俘敵稱敵有南撤企圖,建議迅速破擊徐蚌路。毛澤東綜觀全域性,下定決心將“小淮海”戰役發展為南線決戰的“大淮海”。他致電鄧小平、陳毅等充分肯定他們“按照敵要總退卻的估計,迅速部署截斷敵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至宿縣附近尋殲孫元良,此戰勝利“即完成了包圍徐州的戰略任務”,“構築幾道防線阻止徐敵南逃,待其南逃時協同華野全殲徐敵”。
這時,鄧小平、陳毅和於10日急赴而來的劉伯承一起,研究了從速攻取宿縣,截斷徐蚌間敵人聯絡問題。11日,下達了徐蚌線作戰命令,指揮參戰部隊連夜向宿縣開進。12日,包圍宿縣縣城。毛澤東對此舉表示讚賞,認為“甚好”。隨後,劉、陳、鄧指揮第三縱隊司令員陳錫聯等,於16日拂曉全殲守敵,攻佔宿縣。與此同時,四縱等部佔領固鎮,控制了100公里長鐵路及沿線兩側地區。
劉、陳、鄧指揮中野主力等攻佔宿縣,然後以宿縣為中心控制整個徐蚌線,使國民黨軍隊內部為之一震。此後,國民黨報紙評論說:“###這個動作,一是截斷徐州向南惟一而重要的補給線,二則為牽制徐州方面的孫元良、邱清泉兩兵團,使國軍不能用盡所有的力量,去解決東翼###